記者 | 尹清露

編輯 | 黃月

流亡意味著什么？是再也回不去的家園，還是踏上新土地的迷茫和困頓？

阿卜杜勒阿扎克·古爾納是2021年諾貝爾文學(xué)獎得主，出生于東非桑給巴爾，上世紀(jì)60年代移居英國，流放和難民是他重要的文學(xué)源泉和主題。他的作品一半書寫了東非的殖民地時代，一半以移民英國后的經(jīng)歷為主題；一部分用來追溯“來世”，另一部分用來展望“余生”。

古爾納在諾獎獲獎感言中提到，移居英國以后，他開始意識到，作為逃亡者，殖民主義在他身上留下的影響：“我漸漸認清了有一些東西是我需要說的，有一些悔恨和憤懣是我需要挖掘和推敲的?！?但是假以時日，他發(fā)現(xiàn)了另一件令人深感不安的事情——“學(xué)者和作家們正在用一種單一的解放和進步敘事來觀察他們，以適應(yīng)當(dāng)下的真理。”于是，古爾納決定自己去寫那些充滿迫害和殘忍的回憶。

上海譯文出版社在今年引進了古爾納的五本著作，第一次將其完整引入中文讀者視野。在日前的新書發(fā)布會上，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文學(xué)研究所所長陸建德、作家徐則臣、中國作家協(xié)會書記處書記邱華棟圍繞著“離散的人，尋著故事回家”這一主題展開了討論。

對于中文世界甚至全世界的讀者來說，古爾納或許都算不上一個熟悉的名字，不僅捧得諾獎稍顯意外，他耕耘的后殖民題材也與我們較為疏遠。但是譯文文學(xué)室主任馮濤卻認為，古爾納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在大城市里漂泊是現(xiàn)代人的共同經(jīng)驗，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都是古爾納筆下的離散者，找尋著已不存在的往日故鄉(xiāng)。

在今天，一個不夠復(fù)雜的作家可能是有問題的

難民一定是刻板印象中飽經(jīng)風(fēng)霜、令人同情的樣子嗎？陸建德并不這樣認為。和2017年的諾獎得主石黑一雄相似，古爾納在書寫記憶的過程中不斷重塑自己，讀者要自行判斷哪些敘述可靠或不可靠。他提到了小說《海邊》中從桑給巴爾來到英國的政治難民，“我們假定這位敘述者會贏得我們的尊敬和同情，進入這個故事中，會發(fā)現(xiàn)完全不是這樣?！?/p>

在《海邊》中，難民奧馬爾并不是傳統(tǒng)意義上殖民統(tǒng)治的受害者，他無意中也”迫害”過其他家族的人，故鄉(xiāng)不再意味著歸屬感，而布滿恩怨情仇。陸建德認為古爾納的手法非常老練，他讓我們看到每個人背后的歷史包袱，并且始終和敘述者保持距離。

徐則臣同意這一看法，他說，“在今天，一個不夠復(fù)雜的作家可能是有問題的?！薄吘菇裉斓氖澜缇褪菑?fù)雜的。他認為好作家必須同時擁有兩種能力，一種是單純、尖銳、陡峭的，另一種是開闊、駁雜的——兩者古爾納都具備。

在徐則臣看來，古爾納的寫作縫合了不同地域之間的文化，這正是諾獎頒給其的重要原因。他以小說《天堂》為例，認為即使是這個故事主線非常單純的小說，信息量也是極大的，小說中的領(lǐng)隊和小老板都擁有第一世界跟第三世界之間的比較視野。“過去我們以為，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所以會局限于寫地域性的東西，但古爾納的地域性是經(jīng)過西方洗禮的，當(dāng)他重返坦桑尼亞或者桑給巴爾，就會出現(xiàn)強烈的故事張力。”

古爾納拒絕“后殖民作家”的稱謂，拒絕刻板印象，他不制造聳人聽聞的情節(jié)，而是保留了故事中的交叉復(fù)調(diào)。徐則臣看到，這也讓閱讀古爾納的感受變得非常平靜、祥和。“有點像是看《圣經(jīng)》或是《古蘭經(jīng)》，雖然情節(jié)非常有戲劇性，但是你讀不出特別激烈、偏執(zhí)的東西?！痹谒壑?，同樣是多元背景出身，諾獎作家奈保爾則更加“野性和重口味”，而古爾納是一個“身穿休閑西裝、溫文爾雅的學(xué)院派”。其他出身偏僻、擁有個體化資源的作家可能會不自覺地產(chǎn)生一種獵奇式的描述，但是古爾納卻選擇后撤一步，把書寫的調(diào)子壓得很低。

這種“后撤一步”的姿態(tài)，也與古爾納選擇用英語寫作有關(guān)。陸建德指出，古爾納是阿拉伯人長相，母語是斯瓦西里語，但他從小就開始學(xué)習(xí)殖民宗主國的語言，即英語，他引用的詩歌也是勞倫斯的詩歌。陸建德提出了自己的疑惑——寫出這么好的英文，這到底是豐富了你還是奴化了你？

徐則臣認為，有些非洲作家對英語寫作有一種排斥心理，或者存在“用英語寫作來反對英語霸權(quán)”的立場，但“古爾納已經(jīng)從二元對立的狀態(tài)中脫身出來，他明白，雖然過去的確遭受過殖民，但是其中既有殖民者的問題，也有被殖民者自身的問題，他想要在兩個方向上、同時尋找問題和答案”，徐則臣說。

陸建德提到，另一名有力的諾獎競爭者肯尼亞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和古爾納有著截然相反的語言觀。恩古吉本來也是用英文寫作，在上世紀(jì)70、80年代，為了反思后殖民問題，他回歸使用部落語言寫作。他認為，這種嘗試肯定不會很成功，因為回到部落意味著現(xiàn)代國家的分崩離析，而“殖民者留下的語言反而起到一個縫合的作用，讓國家有一個新的共同的文化工具”。陸建德表示：“我希望非洲作家不要再寫部落了，還是需要有新的想象，跟現(xiàn)代的社會有更緊密的聯(lián)系。”

冷門作家？諾獎就像打向黑暗的一束光

恩古吉更加熱門，諾獎為什么選擇了古爾納？

徐則臣認為，諾獎的意義就在于“通過授予一個作家獎項，來讓我們想象中的世界變得更加完整”。如此看來，古爾納是很合適的選擇。馮濤同樣表示，我們對東非的歷史知識非常有限，但它其實是一個多文化混雜的地域，歷史上相繼被德國和英國殖民，我們正是通過古爾納的作品才逐漸了解到其歷史文化。在《天堂》和《來世》兩本作品中，古爾納就寫到了德國殖民和英國殖民的正面戰(zhàn)爭，追溯前生，想要搞清楚自己的民族到底遭受了什么。

邱華棟提醒我們，二十年來，諾貝爾文學(xué)獎出過許多冷門作家，像是2002年的匈牙利作家凱爾泰斯·伊姆雷，或者2004年的奧地利女作家埃爾夫麗德·耶利內(nèi)克，她得知獲獎時驚訝極了，但當(dāng)我們看到以她的小說改編的電影《鋼琴教師》，便不禁折服于對人類內(nèi)在張力的探索。同樣，對中國讀者來說，古爾納也是一塊陌生的然而充滿吸引力的文學(xué)大陸。

馮濤把諾貝爾文學(xué)獎比作“一束光”：“黑暗中很多人在跳舞，突然有一束光打過去聚焦在他身上，我們會發(fā)現(xiàn)他跳的真棒，實際上他跳的本來就很棒。”邱華棟說，古爾納讓我們看到了文學(xué)中不曾被看到的、被忽視的東西，“在空間上，他把非洲和歐洲大陸之間的裂縫進行彌合；在時間上，他對記憶進行了修補和重建，甚至寫得更加絢爛和深邃。”

那么，除了陌生和新奇帶來的吸引力，古爾納作品中的普世價值何在？作為出版方，馮濤也擔(dān)心過“殖民主義”的標(biāo)簽會嚇退不少讀者，但他認為我們完全可以結(jié)合自己的生存境遇去理解古爾納。

“北上廣也是移民城市，我們在這樣的境遇里會產(chǎn)生心理的不平衡和困惑，需要去尋找一些精神慰藉。越是感覺跟這個地方格格不入，越說明你是有真正追求的讀者，那么，你就越會在古爾納的作品中收獲真正的同理心和同情感。”

徐則臣從“鄉(xiāng)愁”的角度出發(fā)，認為鄉(xiāng)愁并不意味著家鄉(xiāng)就一定好，我們一定要回去。雖然人的基本情感不可避免，但沒有一種情感是完全排他性的。古爾納提供的就是這種寬闊的二元論：“好的東西未必全好，壞的也未必全壞。”不能拿鄉(xiāng)愁來綁架一切，也不能拿現(xiàn)在的奮斗工作來取代某些東西。

“蘇東坡說‘此心安處是吾鄉(xiāng)’，但是現(xiàn)在這個心安的地方就是找不到，這恰恰是現(xiàn)代人的正常狀態(tài)。古爾納給我的啟發(fā)就是，不用非得有一個預(yù)設(shè)，或者用文學(xué)去證明這個預(yù)設(shè)，而是去兼顧不同層面的整體感，這才是一個整體性的、全球化時代的作家需要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