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xiàn)年72歲的凱倫·喬伊·福勒是一名作家，著有四部短篇小說集和七部長篇小說，其中包括在2007年被改編成電影的《奧斯汀書會》（The Jane Austen Book Club）以及百萬銷量的《我們都發(fā)狂了》，后者入圍了2014年的布克獎。她的新作《布斯》（Booth）背景設定在19世紀的美國，講述了約翰·威爾克斯·布斯在刺殺林肯前的幾十年里與六個兄弟姐妹共度的童年及成年時光。去年剛剛榮獲世界奇幻文學獎“終身成就獎”的福勒，在加利福尼亞州圣克魯斯縣的家中通過Zoom接受了訪談。

是什么促使你寫了一部關于布斯的歷史小說？

凱倫·喬伊·福勒：我是在一次次絕望地認識到美國大概率不會進行槍支改革之后起意要寫這本書的。我已經寫了幾篇關于約翰·威爾克斯·布斯的家庭的短篇小說。布斯是美國史上最著名的“槍手”，但我對他家庭的興趣遠勝過對他本人。我想探尋布斯的罪行對他家人的生活造成了什么影響，他們是否曾有機會阻止這件事的發(fā)生，抑或是早已預見它發(fā)生的必然性，以及他們在這樁事件中到底是難逃干系，還是清白無辜？

你描寫了他們對奴隸制的態(tài)度分歧......

凱倫·喬伊·福勒：我寫這本書之前就知道布斯是一個白人至上主義者，因為他曾公開聲援奴隸制，但我不知道他的家人對此究竟持什么態(tài)度。他們支持林肯，也大多支持聯(lián)邦統(tǒng)一，但對當時社會中最大的問題卻基本保持緘默，這從代際的角度來看是很有意思的。布斯的祖輩和父輩成年之后才從英國來到馬里蘭州定居，所以他們是在沒有奴隸制的情況下成長起來的。布斯的祖父理查德對奴隸制的存在感到特別震驚，甚至還幫助過受奴役的黑人逃往北方。他的父母朱尼烏斯和瑪麗安也反對奴隸制，但反對的情緒不像其父輩一樣那么強烈。第三代（也就是我聚焦的這一代）從出生就浸淫在美國社會中，要搞清楚他們如何認知奴隸制對我來說是一件很有挑戰(zhàn)的事情。

你在上一部小說《我們都發(fā)狂了》中留下了一個讓讀者始料未及的反轉，而這次《布斯》則是被史實事先劇透了。

凱倫·喬伊·福勒：是的，這是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這兩本書都是關于家庭的，其中一個成員顛覆了家庭單位，但《我們都發(fā)狂了》是圍繞著這樣一個事實來組織的，即主角知道讀者不知道的東西，而《布斯》則是圍繞著讀者全知的視角而架構起來的，也就是說他們知道一些書中人物不知道的事情。當然，我預設所有美國人都知道約翰·威爾克斯·布斯是何許人也。也許在海外的讀者們不太了解這段歷史，但他們看了封底的文案和封面上的彈孔也就能知道我寫的是什么了，所以也就不會對故事的大致走向有不必要的好奇和揣測。這給了我一種自由，讓我知道我可以跳脫時間的框架，自由抒發(fā)我對一個人物的想法。我非常喜歡全知敘述視角。我是一個喜歡發(fā)表個人意見的作家。如果我發(fā)現(xiàn)了一件事，我絕不會不和讀者分享。

在后記中你提到，在特朗普當選后的一年里你中止了寫作。

凱倫·喬伊·福勒：我一度對民眾感到失望透頂，因為選舉的結果不是我料想的那樣，世界沒有按照我想象的方式運作。因為《布斯》沒有寫到時下正在發(fā)生的事情，我當時認為繼續(xù)寫下去將毫無意義。直到后來，我又開始覺得這本書實際上與現(xiàn)實形成了互文性，我意識到內戰(zhàn)在這片土地上其實從未終結。我知道這個國家還有一些地方仍死守著“未竟的事業(yè)”（一種關于戰(zhàn)爭起源的白人至上主義迷思）不愿放手，但我以為這股勢力已經行將就木，不可能再卷起風浪?，F(xiàn)在我發(fā)現(xiàn)自己錯了。

你在2014年獲得了布克獎的提名，這也是美國小說家第一年入圍該獎項，對此你感覺如何？

凱倫·喬伊·福勒：太美好了。在我的寫作生涯中，許多看似不順的事情到了最后都成了最好的安排?！段覀兌及l(fā)狂了》這本書當時被英國多家出版社拒絕。但如果沒有遇到這重阻礙，它就會早一年出版，而當時美國人還沒有資格參與布克獎的評選。因此，被多次拒絕出版的遭遇反而把我送上了布克獎的候選名單，這也完全改變了我的職業(yè)生涯和生活。我能理解人們對于評獎規(guī)則變更的爭議，我確實認為在這時獲得這項榮譽可能并不明智——作為首屆改了規(guī)則的布克獎的首位被提名美國人……這么早來到這個高度，之后的人生我還要去追求什么呢！

比如在80多高齡開始寫科幻小說……

凱倫·喬伊·福勒：我在科幻小說界的朋友得知我正在寫《奧斯汀書會》時，他們都非常興奮——他們中的許多人后來也去讀了這部作品。但當我告訴與《奧斯汀書會》有關的朋友們我寫了很多科幻小說時，他們就沒有那么激動。當這本書在2004年出版時，我的編輯不遺余力地試圖掩蓋我以前寫過科幻小說的事實，因為她認為如果我的這段“黑歷史”傳開，讀者就會流失。

《布斯》是對科幻小說和奇幻小說作家厄休拉·勒古恩的致敬。

凱倫·喬伊·福勒：她對我意義重大。當我剛開始出書時，我住在加利福尼亞州的戴維斯市，戴維斯大學邀請她參加過一些活動。然后我接到了校方的電話，說她點名要叫上我一起共進午餐。我從大學開始就一直在讀她的作品，并且對她心懷敬畏。布克獎是很棒，但獲獎比不上厄休拉·K·勒古恩（Ursula K Le Guin）想要見我這件事能更讓我“上頭”！我們因為這個機會交上了朋友，我還為她的書寫了幾篇前言。其中一篇是我在她生前寫的，另一篇是在她去世后寫的。在我之前寫的那篇文章中，我稱她為天才，她讓我把這個詞改掉，這個詞讓她感到肉麻。我聽了她的話，但在她死后又把它改了回去，盡管我知道她不希望我這樣做。勒古恩有著真正了不起的思想，不可能再有另一位作家能夠像她一樣以同樣有趣的方式打造出這么豐富的世界觀了。

（翻譯：張璟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