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莎貝爾·阿連德（Isabel Allende）的書已被譯成42種語言并在全球范圍內(nèi)賣出了7500余萬冊。她的創(chuàng)作涵蓋了虛構與非虛構文學，并為紀念在1992年逝世的女兒建立了伊莎貝爾·阿連德基金會，其宗旨是為全世界的女性和女孩賦權。她的新小說《維奧萊塔》（Violeta）有著100年的時間跨度，講述了來自南美的女主人公動蕩的一生與時代?，F(xiàn)年79歲的阿連德出生于秘魯，在智利長大，她在加州家中的書房里接受了我（指本文作者Hephzibah Anderson，作家、評論家）的訪問，每天她都會在這里寫作。

《維奧萊塔》是如何誕生的？

伊莎貝爾·阿連德：想法始于我母親去世，正值新冠疫情爆發(fā)前夜。她1920年出生，彼時大流感正好傳到拉丁美洲，小說的首尾都談到疫情，也就近乎自然而然。寫書時我沒有計劃，也不立主旨——我只想讓人們與我相伴，容我為他們講一個故事。

與標題同名的女主角是否以你的母親為原型？

伊莎貝爾·阿連德：維奧萊塔和我母親同時出生，所處的社會階級也相同，許多讀者大概會認出地點是智利。她美麗、天賦過人并富有遠見，這些都和我母親相似，但我的母親有依賴性。維奧萊塔是個可以自力更生的人，這一差別不可不謂巨大。我常說，如果你養(yǎng)不起自己和孩子，那女性主義就無從談起，如果你依賴別人，那萬事就要看他人臉色。

《維奧萊塔》是一部書信體小說，而你的處女作《幽靈之家》源自一封寫給你祖父的信。你很擅長寫信嗎？

伊莎貝爾·阿連德：我經(jīng)常寫信給母親，她也會回復，幾十年來天天如此。我的兒子雇了一家公司來把信件數(shù)字化，據(jù)他們統(tǒng)計大概有2.4萬封。一切盡在信中，包括我母親的一生以及我的生活。如今母親已不在人世，每天記錄生活的習慣也就沒有了，我開始意識到自己的日子過得飛快。

你如何看待新冠疫情？

伊莎貝爾·阿連德：我有能力做許多事。這兩年里，我出版了一部女性主義的非虛構作品（即《一個女人的靈魂》），又寫了《維奧萊塔》，還寫了一本有關難民的小說，現(xiàn)在還在翻譯過程中，大概2023年會面世。我有三件所有作家都想要的東西：寧靜、獨處與時間。但由于基金會那邊經(jīng)常和高風險人群打交道，我也高度關注絕望、暴力與貧困。第一批丟掉工作的人是女性，還有移民。

你在《一個女人的靈魂》（The Soul of a Woman）里說，你在知道女性主義這個詞之前就是女性主義者了。

伊莎貝爾·阿連德：我年少時就察覺到生而為女性對我而言并非優(yōu)勢，但我也留意到了社會性的不正義。我性子很烈，因為世界不公平。

不正義是否也令你怒不可遏？

伊莎貝爾·阿連德：那肯定！我和以前一樣充滿憤怒。我盡了最大努力來保持平靜，也試過冥想——可惜屢試屢爽。

對女性主義運動而言，尚待完成的最重要任務是什么？

伊莎貝爾·阿連德：尚待完成的最重要任務是打破父權制。我們還在零敲碎打——我覺得這太慢了，這樣我就等不到成功之日了，但那一天必將到來。

你如何看待最近這屆智利大選？

伊莎貝爾·阿連德：樂見其成。就包容、多元性以及正義而言，新總統(tǒng)的所有看法都與我希望聽見的相符。他現(xiàn)在35歲——差不多是我的孫輩了，這真是再好不過，世界終究是新一代人的。

生活在英語為主的環(huán)境里并以西班牙語寫作是怎樣一種體驗？

伊莎貝爾·阿連德：我發(fā)現(xiàn)自己已經(jīng)不會說西班牙語了，有些東西我只有用英語才能表達。我可以用英語寫非虛構題材，但虛構就不行，因為虛構文學是以一種高度有機化的方式流淌的，創(chuàng)作時用得更多的是肚子，而不是腦子。

書本與現(xiàn)實中的愛有何主要區(qū)別？

伊莎貝爾·阿連德：在現(xiàn)實生活里，不便之處每每要多于方便之處。如果你像我這樣結(jié)婚偏晚，那就得背上一大堆包袱，另外還有一種緊迫感，令這段關系以及每一天都顯得異常珍貴。

這是你的第三次婚姻。對它有怎樣的預期？

伊莎貝爾·阿連德：你覺得有誰會想在77歲的時候結(jié)婚？絕不！但這個男人通過聽廣播認識和愛上了我。我們結(jié)婚的唯一理由，就是他覺得這件事很重要。臨門一腳來自他的孫女安娜，當時她才7歲，跑去學校圖書館問管理員說“你聽說過伊莎貝爾·阿連德嗎？”管理員答道：“聽過，聽過，我讀過一些她的書?！币魂嚦聊?，安娜接著說：“她和我的祖父睡在一起。”

可否向我透露一下為什么你的每部小說都是1月8日開始寫的…

伊莎貝爾·阿連德：一開始是一種迷信，但后來我的生活變得異常復雜，迷信也就成了規(guī)矩。我會燒掉一些書頁，點上蠟燭然后關上門度過一整天。每當我出關的時候，人們通常都會寄來鮮花和電郵，還有一盒一盒以黑巧克力覆蓋的橘子皮，它們給了我力量和歡樂。

你的枕邊書有哪些？

伊莎貝爾·阿連德：我在讀安東尼·多爾（Anthony Doerr）的《幻境》（Cloud Cuckoo Land）紙質(zhì)本，同時在聽愛麗絲·霍夫曼（Alice Hoffman）的《對立面的婚姻》（The Marriage of Opposites）。Kindle里面有一本很多年前就打算讀的丹尼爾·梅森（Daniel Mason）的《冬日戰(zhàn)士》（The Winter Soldier）。這是一個戰(zhàn)爭故事，我不喜歡戰(zhàn)爭故事，但它卻很出色。

你是如何整理藏書的？

伊莎貝爾·阿連德：不整理。我都送出去了。

每一本書都這樣？

伊莎貝爾·阿連德：我唯一留下的書是繼父在我10歲時送給我的見面禮《莎士比亞全集》。我是把它當故事來讀的，此后也一直不變。

有哪些經(jīng)典著作是你羞于沒有讀過的？

伊莎貝爾·阿連德：也許是《卡拉馬佐夫兄弟》。我覺得它很無聊。

幼時的你屬于哪一種讀者？

伊莎貝爾·阿連德：我那代人還沒有接觸到電視，祖父不讓我聽廣播，因為他認為里面的內(nèi)容太惡俗，我們也沒去過電影院，因此我從來都是個很好的閱讀者。青年時期的我非常孤獨，也很憤世嫉俗，我逃離一切以及自己的方式就是讀書。

有什么書是你難以忘懷的嗎？

伊莎貝爾·阿連德：我記得很清楚，我13歲左右的時候全家住在黎巴嫩——女孩們哪兒都不去，只能待在學校和家里。大概跟你形容一下：我知道埃爾維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即貓王）的時候，他已經(jīng)胖乎乎的了，我與搖滾樂有關的一切緣分也就此斷絕。但我繼父那里有一個始終上鎖的衣櫥，里面是威士忌和巧克力，我猜可能還有《花花公子》雜志。我和我的兄弟們會打開它，兄弟們負責吃掉擺了一整層的巧克力，而我則直奔四卷本《一千零一夜》，據(jù)稱有色情元素，所以一直被關在衣櫥里。書是很色，但我沒讀懂，因為隱喻太多了，而我一點基礎都沒有。但我還是非常享受這種閱讀衣櫥里的禁書的感覺——有朝一日我總得就它寫點什么。

（翻譯：林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