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7期主持人 | 董子琪

整理 | 實習記者 黃東婕

“與輝同行”直播間的主播董宇輝成為了文學和作家的新渠道。董宇輝先是與《收獲》雜志主編程永新、作家余華、蘇童直播帶貨雜志；再是與諾獎得主古爾納對談，銷售十卷本小說。銷量好大概是出版社選擇董宇輝的最大原因——在《收獲》之前，董宇輝已經成功帶貨《人民文學》，并在4個小時內賣出全年訂閱8.26萬套，近1800萬碼洋；在與余華、蘇童的直播里，《收獲》雜志賣出1468萬碼洋；在對古爾納的英文訪談里，他賣出了2.2萬套近11萬冊圖書。

《收獲》那場直播由“被誤解是寫作者的宿命”談起，蘇童說，像余華和董宇輝這樣的人，難免被人誤解。有意思的是，我也看到了這樣的網上提問，“董宇輝帶貨《人民文學》和《收獲》兩大文學巨頭，是不是文學到了無法生存的現狀？”這大概也回應了“被誤解”的宿命。報道將董宇輝的粉絲稱為“丈母娘”粉，認為他具有豐富的知識積累與樸實直爽的性格，這些都是很難復制的品質。 

當文學被當紅主播帶動的時候，會帶來什么樣的效果？當觀眾在直播間買書的時候，又是出于什么樣的心態(tài)？

01 董宇輝的多重身份：老師、“女婿”和草根

徐魯青：我媽是董宇輝的丈母娘粉，她幾乎每天都看董宇輝的直播。董宇輝還在東方甄選的時候，我們家所有的農產品和水果全部都是在那買的。后來他新開了“與輝同行”直播間，我媽也跟著他一起去了，很少再在東方甄選上買東西。

看普通的直播可能會覺得浪費時間，但是看董宇輝的直播會讓人感覺學到了些什么，有一定的獲得感。因為董宇輝之前是新東方的英語老師，所以他會在“與輝同行”直播的時候拿小白板講解和輸出一些知識點，比如直播訪談古爾納時，他寫了很多英語單詞和句子，從不同角度解讀古爾納的作品。我媽抱著上課的心態(tài)去聽直播，一方面“感覺真好，可以免費上董宇輝的課”，順便在直播間買東西支持一下。

在董宇輝直播間買書也是在購買一種情懷。盡管我媽訂閱了全年的《收獲》和《人民文學》也未必真的去讀，但還是要“支持一下”，就像董宇輝在直播間所說的，如今嚴肅文學的期刊銷量很差，希望大家都來“支持一下，幫助他們生存下去”，就算現實情況是這兩家文學雜志不愁吃飯，但直播間還是渲染著這種情懷。除此之外，《收獲》也是他們那一代人學生時代的回憶，看直播買《收獲》也是找回青春記憶的過程。

董子琪：像魯青所說，董宇輝帶貨能力這么強，可能一是因為他是老師，二是因為他有很強的情懷調動能力。

林子人：之前也有一些新聞報道講到董宇輝是一個有很強教師身份認同的人，所以他會在直播的時候寫金句總結重點，流露出很強烈的“希望教會你一點什么”的感覺。董宇輝能夠成為一個這么受歡迎的主播，是否和我們對教育的看法發(fā)生改變有關系？我們現在越來越習慣于把老師和學生的關系看成是服務提供者和客戶的關系，而在消費的敘事里，顧客是上帝，顧客永遠是對的，我們在很早一期編輯部聊天室里聊過這個問題。即使是“老師”，也要把“學生”的感受放在第一位，而董宇輝顯然在他的直播間里想要努力喚起“顧客”和“身處課堂的學生”之間的聯想。對于董宇輝直播的受眾而言，能夠一邊買東西，一邊學到一些知識，會有雙倍的獲得感，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掉了消費造成金錢和時間的失去。就算你對學習沒有興趣，董宇輝也能用情感教育和勵志美文來撫平你的負面情緒。

潘文捷：董宇輝粉絲群體叫做“丈母娘”，這也是一種親密關系的制造，只不過不同的直播在制造親密關系的時候選擇的是不同的細分領域。有些主播愿意叫粉絲“老鐵”，有些粉絲喜歡叫顏值很高的主播“老公”或“老婆”，而董宇輝的粉絲也沒有真的像對待一個老師那樣叫他“董老師”，他們反而是把自己叫做“丈母娘”，而直播上課等手段的最終目的就是把這份親密關系變現。

尹清露：董宇輝跟比較“大咖”的作家或編輯聊天時，他的位置也很巧妙。一方面，他曾經是一個文字或知識的生產者和工作者，所以他能很自然地跟作家和編輯等知識分子形成對話。但是另一方面，他把自己放低為一個賣東西的銷售，會在直播里強調自己以前教的也只是高中英語，并沒有在座這些作家這么“高級”和“高端”。而“丈母娘”和“女婿”的關系，可能針對的是年齡更大的觀眾群體所建立的身份認同和親近感?！袄蠋煛钡慕巧謺屛覀冞@一代人想起關于新東方英語或新概念英語課的共同回憶，想起當年那個擅長整活、金句頻出、和學生有話可聊、能給學生推薦搖滾樂的熱誠的老師。

林子人：之前采訪《情緒價值》的作者羅斯·哈克曼，她提到情緒勞動或情感價值早就已經在市場里被交易了。直播間就是一個典型的以售賣情緒價值的方式售賣商品的做法，我們反復騙自己說情感是無價的，但實際上它的經濟價值非常高。

董子琪：其實古爾納的書很難總結金句，那是《一千零一夜》的寫法，從頭到尾都是非常平實的、情緒起伏不是很強的敘述。

徐魯青：董宇輝在直播間對談古爾納的時候，把《天堂》一書總結為一個從農村出生的孩子長大后離開家鄉(xiāng)、又想念家鄉(xiāng)、但回不去家鄉(xiāng)的一種異鄉(xiāng)人的感受，其中包含了很多中國的本土經驗和董宇輝的個人經驗，表現的是縣城小孩或農村小孩對家鄉(xiāng)既疏離又想念的復雜情緒，可能使直播間的很多觀眾感同身受。

我比較印象深刻的是，董宇輝在跟古爾納對談的時候，古爾納旁邊還坐著一個翻譯。在我們大多數的對談場合里，大家好像不會特別去關注翻譯，只是坐在邊上作為一個工作人員而存在，但是，董宇輝是我唯一一次看到會問翻譯的感受。他在一開始介紹古爾納之后也用很長的篇幅介紹了翻譯，說大家如果送小孩子去讀一個外文的專業(yè)，去學翻譯，他們會做很多這樣的工作，很辛苦。訪談過程中，他會問很多次說，我剛剛說的這個句子是不是太難翻，如果太難的話你要記得告訴我。同時也會在講話的時候會注意到，自己講的話不能太長，要不然到時候很難記住和翻譯。

這會給人帶來很多好感，除了教師和丈母娘粉的認同感之外，董宇輝還給人以草根的形象——來自農村，出來大城市打拼，在新東方認真工作，在直播間認真帶貨，一個很辛苦、很不容易又比較樸實的好人的形象。

林子人：這一直是董宇輝人格魅力的重要部分——一個白手起家的鄉(xiāng)村男孩。說“人設”可能對他有些不尊重，但至少他的人生背景是挺給他的直播間加分的。一個努力拼搏的奮斗者，同時不忘本，不會因為自己已經是明星主播而忘記其他的工作伙伴，會在直播間里介紹給他提供支持性服務的工種是多么厲害和不容易，這很博好感。

董子琪：魯青所說的草根形象，讓我想起在董宇輝對談余華、蘇童和程永新的時候，也是把作家的故事轉述為他們從籍籍無名、一無所有開始奮斗的過程，強調他們是通過一篇一篇地寫才走到了今天家喻戶曉的位置。董宇輝把這套敘事套用到很多訪談當中，或許這樣讓聽眾更加能夠與作家建立連接。對于想要寫作的文學青年、在基層從事各種普通工作的人、心懷著文學夢的廣大人群，董宇輝的敘述有很強的情感召喚力。

尹清露：董宇輝很擅長通過場景和故事，講得特別有畫面感。他講過自己買余華的書的場景，是他在很苦悶的郁郁不得志的時候，去新華書店看到了暢銷書的《活著》，看完之后暴哭，有很多觸動。即使你不是勵志想要成為作家或者有文學夢的觀眾，即使你只是一個普通的草根，你經常會感覺失敗，那么你也可以從他的這段經歷中得到感同身受。所以你會想要去買《收獲》，覺得我即使在人生低谷，我還是可以通過看書來“洗滌我的心靈”，給自己打氣。

02 董宇輝的金句：悖論、情緒價值和假想共同體

潘文捷：我之前研究過什么樣的句子更容易成為金句，其中有兩個很大的類別是Paradox和Oxymoron。Paradox即悖論，同一個句子里面可能出現悖謬的部分。奧斯卡·王爾德的很多金句都運用了悖論，比如“每次有人贊同我，我都覺得自己錯了”，“我可以抵抗一切，除了誘惑”，“年輕的時候我以為錢無所不能，到老了我知道的確如此”，還有“世界上只有一件事比被別人議論更糟糕，那就是沒有人議論你”。在一句話里體現出兩個完全矛盾的東西，通過悖論顯示出個人的機智和自命不凡。又比如加繆的金句，“在隆冬，我終于知道我身上有一個不可戰(zhàn)勝的夏天”，你會覺得它很溫暖。王爾德和加繆在形式上都是運用Paradox，盡管內核可能完全不同。

金句是一個高度濃縮的語句，或許大家沒有了解它的具體上下文語境，也可以在看到金句的時候覺得它很有道理。但這樣一來，金句是非常容易造成誤解的。或許就像押韻的句子都很有道理一樣，金句在公眾當中更容易傳播。

董子琪：在董宇輝的案例里，他說的一些金句也很像文捷所說的語詞的悖論，比如“悲觀是遠見，樂觀是智慧”，“豁達不是成全別人，豁達是放過自己，不爭就是智慧”， “焦慮是對的，焦慮是因為你想做得更好”，“痛苦來源于對現狀的不滿，痛苦就是力量”。這里面也有對于正義反義的操縱和替換，結合他在草根生活中感受到的失敗、沮喪、痛苦和焦慮，去傳達強大的感情力量，帶給人撫慰。

 

潘文捷：不管講什么，他的落腳點都會回到“我的直播間”、“我和粉絲的關系”以及“我和觀眾的關系”。在直播者和受眾之間、在不斷發(fā)彈幕的受眾之間，建立一個假想的共同體——文學把我們聯結在一起。想起杰尼斯偶像在面對粉絲“我可以跟你結婚嗎”的問話時，他的回答是“我們不是已經結婚了嗎”，他不會破壞和粉絲的關系，而是換一種角度加深彼此之間的關系。

03 董宇輝直播間能讓文學走進千家萬戶嗎？

董子琪：這樣看來，文學真的是很合適的品類，因為它的情感是更直接和天然的。回到我們最初講的老師身份，我發(fā)現在網上搜“董宇輝”，后面會跟著很多作文素材“董宇輝老師，經典xx句”，他和語文教育之間形成了很有趣的互動關系——一方面，中小學語文教育更強調情感教育，比如“先做人，再學文”，另一方面，董宇輝把這一模式加強了，給人一種看語文老師上課的感覺，而非傳統(tǒng)意義上的學習文學。

潘文捷：文學或者圖書的直播其實只是引流的手段，他們賣的主要是農產品和其他產品。不光是在董宇輝的直播間，在京東或者是別的電商平臺，圖書由于利潤很低所以只作為一個引流手段，把人流聚集到這里之后，方便人們來買其他東西。從整個大方向來說，文學在直播平臺也許并不是那么重要。

林子人：前面提到，我們時代的一個文化趨勢好像是把學生當成客戶，把知識當成產品。雖然這種趨勢客觀存在，但是美國學者托馬斯·尼科爾斯在《專家之死：反智主義的盛行及其影響》中反思了它的危險。他認為，把學生和老師放在同一個水平線上，讓學生覺得和老師交流就像和客服交流一樣，會直接影響到人們對專業(yè)知識的尊重，因為這種模式會讓問問題的學生和回答問題的老師之間沒有任何區(qū)別。當教育的意義變成確保顧客會開心，還會導致批判性思維訓練的缺失。

尼科爾斯在美國大學的語境下指出，“現代大學這種襁褓一樣關懷的環(huán)境，讓學生幼稚化并缺失了進行有邏輯有內涵的論證的能力。當感覺高于理性或事實，教育就注定成為商業(yè)。面對專業(yè)知識，情緒是一種無懈可擊的攻防手段。當你用憤怒和怨恨筑起一道護城河，所有的推論和知識很快就會淹死在里面。當學生明白情緒壓倒一切，他們就會把這個技巧運用到生活的其他方面?！碑斎?，我們并不是想要把這么大的問題扣在董宇輝的頭上，但我想說的是，董宇輝直播間的走紅可能是由我們對教育、對知識的看法出現了變化所推動的，而這種變化有值得我們去深思的部分。

尹清露：結合我們剛剛所說的金句問題，金句是一種電子護身符、隱形安魂劑，看到就覺得很安心。另一方面，金句本身好像也在升級迭代，這在董宇輝直播間里也能看出來，它不再是純粹的雞湯。不過，金句可能會導向思維死路，金句是一種你一看就懂、不需要結合更多語境、不需要更高的理解力去思考就可以直接get到的東西，但教育和這是恰恰相反的。

畢竟就像格非說的，文學的不可磨損性在于它的“既是又非”。學術寫作之所以看著不講人話，正是要用語言去逼近不可言說之物、尚未存在于世間的事物。我們在學生時代所閱讀的學術著作里，理論家和學者實際上是刻意避免使用金句，而是要用看起來彎彎繞繞的語言去讓讀者思考并達到思維躍升。教育的本意并不是讓人毫無障礙地理解金句，讓老師和學生完全平等化，從老師那里得到情緒價值，而是要得到思維和智識上的訓練。

董子琪：語文教育也不是單純提供情緒價值，或者用一些漂亮的讓人一眼感動的句子點綴文章。之前看《無條件投降博物館》，作者烏格雷西奇反思了語文教育和我們在人生中的情感理解方式之間的結合之處，比如，我們看到外面下起淅淅瀝瀝的小雨時會淚眼朦朧，這種感動的情緒其實是通過中小學的語文教育而來的，包括對情感的拿捏、對文字的掌控，對某個場景的理解并反復加強為一個文學場景，就像余秋雨的散文讓人感到山河浩蕩、祖國偉大、非常感動。也許不是董宇輝需要文學直播，而是文學找到了董宇輝，因為他的銷量更高。

徐魯青：我之前看到一組數據是，“2024年1月6日，圖書咨詢機構北京開卷發(fā)布了2023年圖書零售市場年度報告。報告顯示，2023年中國圖書零售市場碼洋規(guī)模為912億元，同比上升4.72%。然而，2023年實洋同比增長率為-7.04%，和碼洋的正向增長形成了鮮明對比，這一差距直接指向折扣的變化，2023年零售折扣從2022年的6.6折下降至6.1折。相應的，從渠道碼洋構成看，2023年短視頻電商碼洋比重為26.67%，超過垂直及其他電商（2023年碼洋比重為19.93%），成為第二大銷售渠道，實體店渠道碼洋比重僅剩下11.93%?！?/p>

對于語文教育問題，我覺得觀眾并不是一定要在其中獲得太多知識和文學教育，更多是情感上的滿足，看董宇輝直播大部分原因還是其中的情緒價值。相似但又不同于之前中老年婦女和“假靳東”的關系，中老年觀眾在董宇輝身上所建立的“丈母娘”對“女婿”的幻想，可能包含著子女給自己的關愛、家里踏實的頂梁柱、情緒上的傾聽者和分享者。

林子人：有時候會想，當代中國很不幸運的一點是，雖然建國以后識字率在快速提高，到現在掃盲已經非常成功，80年代之后又迎來了文化熱，但是這種文化熱非常短暫，我們可能一直沒有建立起一種重視精神生活、認為精神生活和日常生活并行不悖的文化氛圍，閱讀文學并沒有能夠成為普羅大眾的生活習慣。

這種對于嚴肅文學的熱愛的消退到底是怎么發(fā)生的呢？或許美國可以拿來做一個比較的案例。在《反智時代：謊言中的美國文化》這本書中，作者蘇珊·雅各比提出了“中流文化”這一說法，大致指愿意為了自我教育投入時間和精力，讓自己變得更好的一種價值觀。作者認為，中流文化首先是一種閱讀的文化，它的形成和美國從1920年代開始以廉價平裝書的方式普及閱讀密切相關。1926年一個名為“每月讀書會”的組織在美國成立，直到1960年代都是美國中流文化和美國中產階級品位的代表。這個機構的宗旨是普通人需要獲得更好的教育，也需要更加見多識廣的向導來引導他們走入文化的叢林。在4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之間，每月讀書會的影響力達到了巔峰。它在每月通訊中評論過的很多書已經是如今的美國文學經典，比如阿瑟·米勒的《推銷員之死》、賽林格的《麥田里的守望者》或是哈珀·李的《殺死一只知更鳥》。

《反智時代》作者雅各比認為美國的中流文化從60年代開始走向衰落，恰恰是因為電視文化的興起逐漸讓閱讀文化消退。如果我們相信電視以及之后的互聯網在中國起到的作用是一樣的話，我們可以發(fā)現，中國留給我們自己的中流閱讀文化成長的時間非常短暫，因為中國人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開始可以自由閱讀，而90年代就已經開始進入電視時代，2000年之后就互聯網爆發(fā)了，留給人們閱讀的時間就變得越來越少。

與此同時，雖然中國人非常重視教育，但是對孩子是否能自由閱讀這件事情又有非常復雜的態(tài)度。總有一種聲音認為，讀閑書是浪費時間，讀小說是浪費時間，你還不如去讀作文書。這也妨礙了我們從娃娃抓起培養(yǎng)閱讀習慣這件事情。我想說，我們可能一直沒能形成全民閱讀的文化氛圍，對于直播帶貨到底能不能真的讓大家開始讀文學書，我很懷疑，也很悲觀。

董子琪：很明顯像《推銷員之死》是中產階級的故事，《麥田里的守望者》是美式青少年的生活，它們都和人的生活特別密切地結合。我一直有個困惑，我讀不進去《麥田里的守望者》，因為我不關心那個中央公園的湖里的鴨子，我不是美國青少年，那些生活和我沒有關系。當我們想要借由別的國家的經典文學去了解自己生活的時候，會發(fā)現很多聯結的缺失。反過來講，它們在美國社會的流行是因為和美國人生活的相關度非常高。

林子人：這就引發(fā)另外一個問題，我們的小說家真的有在寫和我們生活息息相關的主題和作品嗎？

董子琪：如果大家在董宇輝直播間買了《收獲》后真的有去讀的話，這也是一個好的機會，可以自己去評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