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問題在美國政壇引發(fā)爭論已非近事，然而隨著特朗普贏得大選即將入主白宮，這位素來對拉丁裔、穆斯林等移民群體態(tài)度強硬的新任總統(tǒng)將采取怎樣的移民政策引起了廣泛關注。據(jù)《華盛頓郵報》11月21日報道，特朗普過度團隊成員、堪薩斯州務卿克里斯·科巴赫（Kris Kobach）在一張新聞照片中意外泄漏了自己的移民政策計劃，其中提議對高危人群進行監(jiān)控和“極端審查”、延伸美國和墨西哥邊境的隔離墻，并對非法移民采取強硬措施。
身處現(xiàn)代社會的我們當然已經(jīng)將國家控制邊境和外籍人口流動視作理所當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歐洲移民發(fā)現(xiàn)美國的頭150年中，沒有任何法律規(guī)定決定誰有權利進入或留在這片土地；自美利堅合眾國在1776年成立的頭150年中，這個全新的國家仰賴移民拉動經(jīng)濟發(fā)展——歐洲與美國之間的勞動人口自由流動對美國（特別是東北部和中西部）的經(jīng)濟繁榮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直到1848年的加州淘金熱吸引了大批華人移民前往美國，關于控制移民的討論才第一次大范圍出現(xiàn)。1882年5月6日，美國國會通過了《排華法案》（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在10年內(nèi)禁止華人勞工進入美國（不包括商人、教師、學生、旅行者和外交人員），并禁止所有華人移民入籍美國。
種族主義論調(diào)以一種近乎赤裸裸的方式長期貫穿美國的移民政策史，而《排華法案》無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節(jié)點：它不僅是美國第一部大范圍限制移民的法案，還是第一部根據(jù)種族和社會階級限制移民群體的法案。明尼蘇達大學歷史系教授Erika Lee在《排華案例：種族、移民和美國把關，1882年-1924年》（The Chinese Exclusion Example: Race, Immigration, and American Gatekeeping, 1882-1924）一文中指出，《排華法案》甚至間接塑造了美國20世紀基于種族的移民政策，永遠地改變了美國和移民之間的關系：
“排華運動引發(fā)了一種‘把關’（gatekeeping）的意識形態(tài)、政治、法律和文化，它們改變了美國人看待種族、移民和美國移民國家身份的方式。它不僅合法化而且加強了限制、排除和驅(qū)趕‘不合需要’、不受歡迎的移民。它將華人移民——被種族、階級和性別關系標示為最不合需要的移民群體——視作一種標尺，用來衡量其他移民群體的吸引力（以及‘白人程度’）。”
而所有在一百多年前針對華人群體的惡意，在接下來的時光中反復出現(xiàn)，蔓延到其他群體身上，其后續(xù)影響甚至延續(xù)至今。
被焚毀的市場大街中國城
從1860年代開始，加利福尼亞州圣何塞市就是華人移民群體的聚集中心。1866年，三位中國商人租下了位于市中心市場大街（Market Street）和圣費南多大街（San Fernando Street）交接處的一號地塊，很快地，這里就因越來越多的華人創(chuàng)業(yè)者前來租房、開店而被冠名為“市場大街中國城”（the Market Street Chinatown）。
鼎盛時期的市場大街中國城曾聚集了1000多名華人移民，包括商人及其家屬和成年男性勞工；這里也是2000余名居住在附近的華人移民的文化和經(jīng)濟中心——他們大多為成年男子，在遍布于圣克拉拉縣及附近區(qū)域的農(nóng)業(yè)、工業(yè)、礦業(yè)和家政服務領域工作。
很大程度上來說，這里也是華人移民們抱團自保、躲避種族暴力的堡壘。自1870年代開始，加州的政客與活動家第一次開始討論“關閉美國的大門”，華人移民就是首個需要被驅(qū)逐的對象。在1876年的聽證會上，舊金山律師H. N. Clement用糅合了種族差異、“關閉大門”隱喻和國家主權的言辭來論證排華的合理性。“我們是否有權利向一個國家關閉大門，同時向其他國家敞開大門？高加索人（即白人）是否比蒙古人更理應占據(jù)這個國家？”他問。
對于這兩個問題他堅定地給出了“是”的答案。Clement認為，每個國家最基本的權利就是自保，而華人移民問題無異于美國未來的生死存亡之戰(zhàn)。“一個國家為了保護自己免于危險威脅、與可能帶來毀滅的事物保持距離有權利做任何事，”他繼續(xù)說道，“我們有充分的權利告訴那些來自亞洲的半開化的人們，‘你們壓根就不應該來這里’。”
Clement口中的“危險威脅”、“帶來毀滅的事物”歸根結底是市場競爭下的經(jīng)濟沖突。淘金熱后，大量華工進入林場、農(nóng)場和牧場工作，和白人勞工相比，華工勤奮刻苦，在有限的市場和激烈的競爭中迅速勝出，并因此遭來忌恨。1870年代，美國面臨嚴重的經(jīng)濟危機，吃苦耐勞的華人遂成為替罪羊，遭受美國種族主義者、失業(yè)人員和歐洲移民的共同排擠。
到了1880年代，排華聲浪席卷了整個美國西部。1882年，美國國會通過《排華法案》，將已經(jīng)聲勢浩大的反華運動進一步合法化，全美諸多中國城都遭受了清洗。在圣何塞市，騷擾和反華條令不斷增加，直到1886年2月該市舉辦了全州首個反華大會。1887年3月，圣何塞市長與市議會發(fā)布政令宣布市場大街中國城是一個公害。同年5月4日，針對華人的敵意升級至頂峰，市場大街中國城被縱火焚毀。
美國特拉華大學教授瓊·菲爾澤（Jean Pfaelzer）在《驅(qū)逐：被遺忘的美國排華戰(zhàn)爭》一書中這樣描述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華人移民的悲慘境遇：
“他們被逐出家園，被暴力驅(qū)趕，被塞上火車、輪船、木筏，被迫離開城鎮(zhèn)，甚至被殺害。他們被驅(qū)逐，從太平洋海濱被趕到落基山脈，從西雅圖被趕到波特蘭，從克拉馬斯河濱的柵屋被趕進希斯基尤山里，途徑干旱的中央山谷南下洛杉磯的黑山谷。從1850年到1906年，爆發(fā)了近200次驅(qū)趕華人的事件，其唯一的目的是驅(qū)逐旅美的所有華人。”
1889年，美國最高法院將華人移民形容為“大批向我們蜂擁而至的人群”、“一個與我們迥異的種族……對（美國的）和平與安全帶來危險”。最高法院由此認可了聯(lián)邦政府驅(qū)逐華人的權利，并為移民限制和驅(qū)逐打下了憲法基礎。
1902年，《排華法案》的期限被無限期延長。
“保護美國工人免于與苦力們進行災難性且有損尊嚴的競爭”
排華運動最為深遠的后果是美國建立了“把關”意識形態(tài)、政治和機構，并提供了一種強大的理論框架來理解并種族化其他有威脅性的、不受歡迎的及不合需要的異邦人士。當華人被驅(qū)逐后，限制或驅(qū)逐其他移民群體的呼聲很快響起，而在之后的驅(qū)逐運動中運用的話語和策略可謂與排華運動一脈相承。
面對來自亞洲、墨西哥、南歐和東歐的“新”移民們，本土主義者們一次又一次地使用排華運動中形成的論調(diào)來加強這些群體的種族色彩。在很多方面，被視為最不合需要的異邦人的華人移民成為了衡量其他移民吸引力的范本。
排華之后，西海岸的美國人對其他亞洲移民開始心生戒備，特別是來自日本、朝鮮半島和印度的移民。加州人將這些新移民稱為另一次“東方入侵”（Oriental invasion），舊金山的報紙呼吁讀者“再次挺身而出，為了白人種族在太平洋沿岸的地位而戰(zhàn)”。與之前的華人一樣，這些移民也因為自己的種族和勞動而被視作威脅。
日本人尤其令美國人擔驚受怕，因為他們在農(nóng)業(yè)領域成就斐然，且喜歡留在美國成家立業(yè)。舊金山的報紙充斥著諸如“亞洲移民的新階段”、“日本人正在取代中國人”之類的標題，關于日本人是無法同化的、可被剝削的廉價勞動力的觀點也甚囂塵上。另外，美國人認為日本人比中國人更加“狡猾無恥”、“蠻勇好斗”，所以更加“令人討厭”。
在舊金山引領1870年代排華運動的工黨領袖Denis Kearney在1892年公開表示日本移民正在“敗壞和挫傷我們的國內(nèi)勞動市場”。“日本佬必須離開！”他的演講以這句話為結尾，這和他在1870年代喊出的“中國佬必須離開”如出一轍。
相對而言人數(shù)較少的印度移民也感受到了本土主義者的熊熊怒火，他們亦被稱為美國“最令人討厭的東方人”。為了應對這一“新威脅”，總部設在舊金山的“日本-朝鮮驅(qū)逐聯(lián)盟”（Japanese-Korean Exclusion League）于1905年更名為“亞洲人驅(qū)逐聯(lián)盟”（Asiatic Exclusion League）。報紙媒體紛紛抱怨“印度教部落”（Hindu Hordes）入侵美國，印度人被認為是“骯臟的、身染疾病的”、“移民中最糟糕的一種……無法成為公民……對美國人來說完全陌生”。
在亞洲移民被驅(qū)逐后，長期被視為低等種族的墨西哥移民成為了農(nóng)業(yè)勞動力的替代品。盡管在1920年代墨西哥移民受到了美國農(nóng)業(yè)與工業(yè)雇主的保護，他們?nèi)匀徊豢杀苊獾爻蔀榉N族本土主義者的長期打擊目標，而許多針對他們的言論幾乎完全是排華運動的翻版。和華人移民一樣，墨西哥移民同樣在兩件事上被認為與美國格格不入：他們的種族低下、無法融入美國民族。當華人被認為是生理低等的異教徒、無法融入英美世界時，墨西哥人被蔑稱為西班牙人和印度人的“混血種族”。隨著墨西哥移民的增加，這種對便宜的外來勞工的恐懼再一次升騰起來。
緊接著，部分同屬“白人種族”的歐洲移民也不可幸免地成為種族本土主義的犧牲品。因為美國白人與歐洲移民在外表上難以分辨，種族本土主義者們“創(chuàng)造”了一些種族差異。波士頓市的公知們——哈佛大學古生物學兼地質(zhì)學教授納撒尼爾·沙勒（Nathaniel Shaler）、馬薩諸塞州聯(lián)邦參議員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和統(tǒng)計學家弗朗西斯·沃克（Francis Walker）——都大力宣傳南歐人和東歐人是較為低下的種族、是美國的威脅。1894年，一個名為“移民限制聯(lián)盟”（Immigration Restriction League）的本土主義團體在波士頓宣告成立。
本土主義者將這些來自歐洲的“新”移民與亞洲移民直接對應起來。南歐人和東歐人都被認為比盎格魯-撒克遜人更為低級，而這些廉價勞動力也威脅到了本土出生的美國白人勞工。意大利人被戲稱為“歐洲的中國人”，法裔加拿大人則被比作“東部諸州的中國人”。1884年，民主黨在自己的宣傳手冊中回顧了排華運動的巨大成功，并宣稱：
“我們有必要保護太平洋沿岸諸州的美國工人免于與苦力們進行災難性且有損尊嚴的競爭，應該將（與排華運動）同樣的論據(jù)以同等的力度與迫切落實到如何應對來自南歐的貧民勞工入境問題上。”
19世紀美國人的排外情緒大部分還是針對亞洲移民，但到了1920年代，美國已不再仰賴歐洲勞動力的大規(guī)模輸入來推動經(jīng)濟增長了：技術進步降低了勞動力的需求，而本土主義情緒的積聚則讓限制移民的呼聲愈發(fā)強硬。1924年的《強森-里德法案》（Johnson-Reed Act）成為美國史上第一部全面移民法案。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教授Mae Ngai在《不可能的國民：非法居留者和現(xiàn)代美國的形成》（Impossible Subjects: Illegal Alien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America）一書中說：
“它第一次為移民設定數(shù)量限制、建立一個全球的種族和國家等級制度并因此青睞某些移民群體，憎惡另一些移民群體。”
1924年法案首次為來自不同國家的移民設立了“白人優(yōu)先”的配額制度，對來自英國和德國的移民尤其優(yōu)待。英國人每年能獲得65721張簽證，而意大利人和土耳其人分別只能獲得5802張和226張簽證。配額的設定依據(jù)參考了1890年人口普查中，美國公民的原籍。當然，非洲人和亞洲人（除了菲律賓人）不被納入配額制度。
盡管1924年，法案赦免了菲律賓人和墨西哥人，菲律賓人也于1934年開始面臨驅(qū)逐，而在大蕭條期間這兩個群體同樣被大規(guī)模驅(qū)逐離境和遣返。到了1930年代末，由排華運動而起的輪回終于完滿。
美國的第一張“綠卡”
《排華法案》的通過開啟了美國移民規(guī)則的變革，并為美國20世紀移民政策打下了基礎。另外一個同等重要但常常被忽視的結果是，這同樣開啟了19世紀末美國的國家建設。
從1880年代到1924年之間的亞洲、歐洲和墨西哥大規(guī)模移民促進了美國現(xiàn)代行政機構的擴張。針對移民的規(guī)定、核查、限制和驅(qū)逐要求一個強有力的國家機器和官僚體系來執(zhí)行移民法案、控制國家邊境及管理公民身份的認證。
《排華法案》為美國帶來了首批聯(lián)邦移民檢查官員。盡管移民局直到1894年才成立且在1903年前對排華法規(guī)沒有管轄權，美國海關總署旗下的針對華人移民的檢察官是首批代表聯(lián)邦政府行使權力的移民官員。
《排華法案》的執(zhí)行同樣代表著聯(lián)邦政府首次嘗試識別和記錄移民、回歸居民和本土公民的流動、職業(yè)和經(jīng)濟關系。華人勞工的返美證書是聯(lián)邦政府首次向移民群體發(fā)放的再入境許可證書，其效用相當于如今的護照。直到1924年移民法案的通過以前，華人都是唯一需要攜帶再入境許可證書的群體。
出于對非法入境和非法居留的恐懼，美國國會分別于1892年和1893年通過了《基瑞法案》（Geary Act）和《麥克雷里修正案》（McCreary Amendment），要求所有居住在美國的華人在聯(lián)邦政府注冊，獲取居留美國的合法證明。這些“居留證明”就是如今我們俗稱的“綠卡”的前身。直到1928年以前，只有華人移民被要求擁有此類檔案；而在那之后，所有前往美國并尋求永久居留的移民都被要求獲取“移民身份證”。這一處理并跟蹤移民的方式在20世紀成為美國控制移民的核心手段。
除了發(fā)展出首個注冊、跟蹤移民動向的機制以外，《排華法案》還首次提出非法移民屬于刑事犯罪。該法案提出，任何以違法手段獲取或偽造身份證明的個人都將留下犯罪記錄、繳納罰金1000美元并面臨至多5年的監(jiān)禁。任何幫助華人違法進入美國的個人同樣會被判刑、面臨經(jīng)濟處罰和至多一年的監(jiān)禁。
當近1/3美國人口預計將為拉丁美洲人時
時間快進到2010年。19世紀末20世紀初移民政策中明目張膽的種族主義以“政治正確”之名銷聲匿跡，美國成為全球范圍內(nèi)擁有最多出生地不在美國的居民的國家（這個數(shù)字約為排名第二的俄羅斯的三倍），同樣也是全球范圍內(nèi)擁有最多非法居民的國家。
根據(jù)美國人口資料局的統(tǒng)計，截至2010年，每天平均有10.4萬外國人入境美國，其中約有2000人為非法入境者；全球20%的移民定居美國；在2009年，15%的美國員工在外國出生。“美國是一個不確定如何應對21世紀移民的移民國家。移民系統(tǒng)崩壞是個廣泛共識，然而如何修正它卻無法達成任何結論。”人口資料局的研究人員這樣總結道。
與此同時，移民群體正在以越來越快的速度改變美國的人口結構。1970年，2.03億美國居民中約有83%的非西裔白人，西裔和亞裔只占總人口的6%；2010年，美國居民人數(shù)達到3.1億，其中2/3為非西裔白人，西裔和亞裔占20%。如果這一趨勢保持下去，到了2050年，非西裔白人的比例將下降至52%，西裔和亞裔比例分別上升至29%和6%。
非法移民的增加導致1990年代美國福利支出的激升，促使美國政府收緊對非法移民的控制；9/11事件令美國人意識到對外國入境人員的監(jiān)管失靈問題；而2008年金融危機在加劇失業(yè)率的同時讓美國人再次把目光放在非法移民身上。
2010年，毗鄰墨西哥的亞利桑那州通過了《支持執(zhí)法工作和安全社區(qū)法案》（Support Our Law Enforcement and Safe Neighborhoods Act），身處亞利桑那州的移民必須隨身攜帶合法身份證明，并在警察的檢查要求下出示身份證，違抗者將被處以罰金或入獄。西裔群體認為這將導致大規(guī)模的種族定性和誤捕并上訴抗議這一法案的實施，然而《華爾街日報》和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的聯(lián)合民調(diào)顯示，約2/3的美國成人支持亞利桑那州的這項法案，即使2/3的問卷回答者認同這有可能導致針對合法西裔移民的歧視。在同一項民調(diào)中，70%的西裔受訪者反對亞利桑那法案。
6年后的今天，特朗普在美國工人階級這一全球化輸家的憤怒中贏得了總統(tǒng)大選。諸多政治評論家認為，這標志著美國正在轉向貿(mào)易保護主義，而隨之而來的，是美國人開始在國境內(nèi)尋找新的憤怒發(fā)泄口。充當“廉價勞動力”、搶占勞動力市場的非法移民首當其沖。鑒于約75%的非法移民來自拉丁美洲，特朗普的“移民新政”不出意外將以驅(qū)逐非法移民的形式沾染上種族主義色彩。
當華人移民已用辛勤耕耘掙得“模范少數(shù)族裔”的地位時，人數(shù)更為眾多的拉丁美洲移民以及“自帶恐怖分子氣質(zhì)”的穆斯林移民成為了眾矢之的。然而在了解了美國移民政策史后，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沒有哪個“外來者”能獨善其身，每個族群都有可能掉落至“移民鄙視鏈”的底端，種族主義的陰魂將一次又一次地卷土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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