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徐魯青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我,厭男》
“我,厭男。”2020年,25歲的法國女孩波利娜·阿爾芒熱發(fā)出了這樣的宣言。這句話就像一顆炸彈,炸開了看似平靜的社會海面。此書在法國出版后的幾天里,全球有數十家報紙報道此事。
阿爾芒熱認為,社會對“厭男”情緒的控訴是一種噤聲機制,目的是阻止女性表達憤怒,而企圖將“厭女”與“厭男”相提并論,則是在惡意掩蓋性別壓迫的形成機制——在整個人類的歷史上,有一位男性從未傷害過一位女性的時候嗎?說得更寬泛一些,有男性群體從未傷害過女性群體的時候嗎?她在書中質問道。厭女癥幾乎每天都在產生數不清的受害者,而厭男情緒不過是讓男人們意識到,自己需要通過努力才能獲得女性尊重。
阿爾芒熱在《我,厭男》中表明了自己的態(tài)度:厭惡那些承認、默許和享受父權制給女性帶來種種枷鎖的男性。她強調憤怒的力量,正如媒體書評文章對此書的評價那樣:“《我,厭男》提醒我們,如果僅靠禮貌的請求,女性主義先驅們無法做成任何一件事?!?/span>
《非親非故》
《非親非故》是索耳首部中短篇小說集。索耳來自廣東湛江,他的寫作穿梭在真實嶺南與異質空間,以文學人類學視野,拆解和重構粵西。在這本小說集中,索耳有意將篇目排序,把有著怪誕情節(jié)的故事和偏“現實感”的故事交錯排列,如同生活的兩面。他也嘗試了一段到底的實驗形式,并解釋自己對句法、語法的執(zhí)著:“其動機源于對兩種語言層面的抵抗:一種是文學作品中以北方方言或官話系統為代表的語言范式,另一種則是以古典小說白話文為典型、所謂本土化的敘述語言范式。前者占統治地位,是所謂‘標準語’;后者是民族性的泛化,是一種風格化的迷思?!?/span>
索耳,1992年生,畢業(yè)于武漢大學。編過雜志,做過媒體,策過展。曾獲香港青年文學獎、潑先生獎等,出版有長篇小說《伐木之夜》。
《夏日木屋札記: 一場跨越物種的生命對話》
斯堪的納維亞島半島的夏季,尼娜·伯頓每年都會到媽媽的鄉(xiāng)村木屋避暑。小屋坐落在生機勃勃的平地上,在成片的松樹和橡樹中間,南邊隱約可見一座長滿青苔的小山丘,西邊有一條穿過藍莓灌木叢的小徑,北邊不遠處有一條小河,水聲潺潺。
《夏日木屋札記》記錄了伯頓在小屋周圍發(fā)現的動物與植物:屋頂變成了松鼠窩,松鼠媽媽在外出覓食時會到廚房窺視一番;木工棚的地板下是狐貍一家四口出入的狐貍洞,它們在那里交配、產下幼崽、育兒,露天庫房變成幼崽們的游戲室;蚯蚓的大腦不僅能預警和避開危險,還能感知土壤而準確找到食物……每個物種都有屬于自己的世界。她也寫了許多關于自然和物種的歷史,并感嘆:“也許,從本質上看,一個具有創(chuàng)造力的生命與夜行動物確實有著一些共同點……荒野是多面的,既羞怯又大膽,獨立而又愛玩,也對那些探尋它的人類有所回應,畢竟,我們都是地球的孩子。“
《縣中的孩子》
全國50%以上的學生在縣域接受教育,但在以城市精英教育為標準的系統中,縣中的孩子更像是一群“剩下的孩子”,他們被擠在學校和社會的邊緣,在習慣、眼界、能力和生活方式等方面,都需要付出極大努力才能彌合差距。
北大教育學院副教授林小英在六個省份的七個縣域,針對縣中教育進行了長達三年的深入考察,涵蓋優(yōu)質生源與師資流失、超級中學強勢崛起、政校關系緊密交織、國家教化權利和市場選擇驅動等方方面面的內容。她在《縣中的孩子》一書中指出,統一高考制度和其背后的城鄉(xiāng)分治、鄉(xiāng)村分級的學校制度,正在聯合形成一種精巧的制度,客觀上造成了社會差距的代際傳遞。教育系統將看似“不負責任”的家長和“不求上進”的學生,以一種合理化的方式排除在系統之外。她也由此發(fā)出質問:基礎教育的目標到底是什么?以升學預備為主的學校教育系統忽略了多少人的正當教育需求?
《苦厄的終結》
上世紀90年代,印度經濟改革開始向自由市場經濟模式轉型,在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里實現了經濟的迅猛發(fā)展。然而,在這騰飛的新世界中,大多數印度人找不到自己所屬的位置,迷失、焦慮與不滿的情緒變得普遍。西方帶來的所謂的“現代世界”到底是什么?個人如何融入其中?它又能帶來哪些益處?
潘卡吉·米什拉是印度思想家,被稱為“薩義德的繼承者”。他出生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印度,從小浸潤于“趕上西方”的口號之中。成年后,他開始意識到這個口號本身蘊含的不安與矛盾,開始思考西方文明下的東方世界變革,并追問佛陀的思想能否緩解當下因政治無能而產生的痛苦。他在印度開啟了長達八年的行走:從喜馬拉雅山麓的村莊出發(fā),前往商貿大廈與露天排水溝并存的德里、暴亂不斷的克什米爾。最后,他回到喜馬拉雅山麓的村舍,并在此處寫下了自己對于歷史、文明融合以及全球一體化等議題的思考,并再度沉思佛陀對世界的意義。
《同繪赤壁:與蘇軾有關的圖像記憶》
元豐五年,蘇軾兩次泛游赤壁,寫下了兩篇以赤壁為題的賦,后人稱第一篇為《赤壁賦》,第二篇為《后赤壁賦》。那正是蘇軾人生中最為困難的時期之一——被貶謫黃州期間,他因被誣作詩“謗訕朝廷”,遭御史彈劾,史稱“烏臺詩案”。但《赤壁賦》里仍可見他的悠然曠達,“挾飛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長終”超越世俗榮衰,編織在更久遠的文化記憶與審美中。
《赤壁賦》不僅深刻于文學史脈絡當中,對于藝術史也產生了深遠影響。中國畫史中有一類難以忽視的主題創(chuàng)作,那便是大量存世的赤壁圖,有近一百幅聲稱創(chuàng)作于北宋至明代間的畫作存世至今,這些赤壁圖均與元豐五年(1082)蘇軾貶謫黃州后對赤壁的游覽與書寫有關。在《同繪赤壁》一書中,藝術史學者王一楠以存世的百幅圖像為線索,分析了蘇軾貶謫黃州所寫的“赤壁三絕”,并探索宋元以降的各種《赤壁賦》圖卷與赤壁詩意圖——“赤壁”在中國歷史與文化中的特殊性在哪里?被赤壁吸引的蘇東坡以及東坡的崇拜者們,在與赤壁有關的文化記憶中發(fā)揮著怎樣的作用?
《苔蘚森林》
苔蘚是最古老的陸生植物。植物學家林奈在拉普蘭地區(qū)游歷時,曾睡在薩米人的金發(fā)蘚鋪蓋上;奇努克人會提前備好大量苔蘚,用來擦去鮭魚皮上有毒的黏液;身居北方的原住民在靴子里墊上苔蘚,隔絕冬日的寒氣;在沒有紙尿褲的年代,寶寶的搖籃板里會塞滿干燥的泥炭蘚……
但即使是聲稱喜歡植物的人,也可能不那么關注苔蘚,畢竟它們的身形僅有雨林的1/3000。然而,苔蘚卻在滋養(yǎng)樹木、維系生態(tài)平衡方面發(fā)揮著重要作用。它們比其他物種更能敏銳地察覺環(huán)境變化,是重金屬污染的指示物種,也能夠將貧瘠的巖石和土壤轉變成適合孕育其他種子的環(huán)境……可以說,苔蘚細細密密地撐起了一整座森林的運行。
羅賓·沃爾·基默爾是美國森林生態(tài)學家,也是北美印第安原住民的后裔、波塔瓦托米部落的一員。在《苔蘚森林》中,他以原住民傳統和現代科學的雙重視角,討論了苔蘚與人類相伴已久的緊密關聯。基默爾溫柔寫道:“或許禮敬這些不起眼的小小植物最好的方式,就是尋常的小小方法。溫柔盛托住小嬰兒、接住經血、為傷口止血、保暖——我們不就是這樣在世界里安身立命的嗎?”
《宇宙的無限與虛無》
在艾倫·萊特曼的作品里,天文學家亨麗愛塔·勒維特、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暗能量的概念常常同時出現。因為萊特曼本人就既是一位理論物理學家、麻省理工學院人文學教授,同時也是一位詩人、小說家、散文家。
在《宇宙的無限與虛無》的十余篇隨筆里,萊特曼探討了科學與人文交叉領域的大小問題,他用物理理論思考無限、虛無、永生、神跡、思想、宇宙大爆炸之前,帶讀者解決宇宙起源和意識等概念,從最廣大的到最渺小的,從140億年到100億億億億億分之一秒……宇宙中存在著無法想象的無限大和無限小的數字,他試圖探索其中豐富的“虛無”概念。在最后,他回到了人的尺度——“原子內部包含著一個無限小的宇宙,而在我們的望遠鏡之外,存在著一個無限大的宇宙。在這想象的兩端之間,是我們人類,脆弱而短暫,緊緊攥著眼前那一小部分現實的一角。 ”
《宇宙的無限與虛無》是新近出版的艾倫·萊特曼的“宇宙三部曲”之一,另外兩本為《島上尋星》和《偶然的宇宙》。他的另一部作品更為中國讀者所熟知,那便是最早譯介于2014年的《愛因斯坦的夢》,書中三十個各自獨立的精彩夢境,為我們展現了萊特曼作為“科學家中的桂冠詩人”的驚人想象力與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