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徐魯青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胡安焉打過快20份工，快遞員、夜班揀貨工人、保安……其中短的不過幾月，最長期的兩年半。在北京送快遞的兩年，他“把自己看作一個時薪30元的送貨機器，達不到額定產(chǎn)出值就惱羞成怒、氣急敗壞”。在物流公司夜間揀貨時，他感到：“這份工作還會令人脾氣變壞，因為長期熬夜以及過度勞累，人的情緒控制力會明顯下降?！?/span>

和頻繁換工作不同，他的寫作十分長久，持續(xù)了十幾年時間。2009年，他在南寧開的女裝店生意倒閉，回顧曾經(jīng)的生活經(jīng)歷，他覺得一切都了無意義，不再相信靠追求工作與社會地位獲得自我實現(xiàn)。在那段抑郁時期里，他讀了卡佛和塞林格，在寫作中找到了更強烈的、曾被工作抹去的自己。

2020年，胡安焉開始在豆瓣上寫一些工作隨筆，其中一篇寫的是在物流公司做夜班揀貨工人的故事，意外受到了很多關(guān)注。后來，出版社編輯聯(lián)系到他，問他有沒有興趣寫一本關(guān)于工作經(jīng)歷的非虛構(gòu)作品。這本書最后被命名為《我在北京送快遞》，實際上，除了送快遞，書中還有他輾轉(zhuǎn)各地從事不同工作的經(jīng)歷，比如早年間做保安、面包店學(xué)徒，后來當(dāng)便利店店員、自行車店銷售、網(wǎng)店工作人員等。

正式職業(yè)身份只是人的一小部分，“快遞員”的身份無法概括胡安焉是誰。他聽搖滾、畫漫畫，是頗有野心的寫作者，在乎的是“如何投入到一個藝術(shù)的脈絡(luò)中，面對它去做出最佳的反應(yīng)”。在采訪中，他描述自己正在寫的小說：“像獨白一樣的文本，描寫介乎在生存和生活之間的、一種中間地帶的生活圖景?！?/p>

介乎生存和生活之間，或許是胡安焉以及大多數(shù)勞動者的處境，而寫作是他找到平衡、不令自己跌入單調(diào)生存的一根繩索。

【自述】我在物流公司上夜班的一年

我干了十個多月，在德邦的分揀廠里理貨，是長期的夜班，晚上七點到早上七點，每個月休四天。工作地點在廣東一個物流園，那里除了德邦，還有京東、唯品會、百世快遞。干這個活也要有文化，可以不懂寫字，但要能認字，否則就沒法讀出標(biāo)簽上的目的地。此外自己的名字也要會寫，有時要簽名。

面試基本上就是走形式，其實來者不拒，但入職前要無薪試工三天。這應(yīng)該違反了勞動法，但我打聽了一下，這里的物流企業(yè)都這樣。你要是不能接受，就別干這工作。

從實踐來看，試工也確有必要。來這里干活的人，很多其實并不知道具體要干什么、怎么干。試工是一個互相了解的機會。就我所見，試工后留下來的人還不到一半。有的人甚至試兩個小時就走了。不過，理應(yīng)給留下來的人補上那三天工資才對。

當(dāng)然公司也有人性化的一面，很多從外地來打工的人，身上盤纏不多，所以入職干滿二十天后，公司會提前發(fā)放頭半個月的工資，而正常應(yīng)該是次月十五號才發(fā)的。

分揀場就像一個大埠頭，我們在一米高的工作臺上干活。工作臺大約有八到十個足球場那么大，四周是編了號的一個個裝卸貨口，一排排貨車屁股朝工作臺停靠著，打開后廂門裝卸貨物。

我喜歡這份工作，雖然不是所有方面，它不用跟人說話，不用開動腦筋，擼起袖子干就行了。因為是在廣東，一年里有九個月是夏天，白天太陽把頂上的鐵棚曬得發(fā)燙，晚上也涼快不了多少。一般上班個把小時后，人就汗涔涔的了，直到第二天早上。

剛干這活的人都會掉體重，我有同事三個月內(nèi)瘦了四十多斤。我原本不算胖，但也掉了近二十斤。

我們每天工作十二個小時，一般情況下，早上下班前的兩個小時會比較清閑，可以干一會歇一會，而從晚上十點到早上五點這段時間最忙，基本上一刻不停。

具體是這樣的：晚上七點上班，干到九點，然后吃飯半小時。廠里有兩個食堂，被不同的承包商承包，提供不同風(fēng)格的食物。平心而論，它們價格公道，而且比較衛(wèi)生。吃完飯后就從九點半一直干到早上七點。有些人會自帶面包和餅干，半夜抽空往嘴里塞點。有些人就連著十個小時不吃東西，他們習(xí)慣了。我一般都帶餅干，偶爾忘帶肚子就餓得咕咕叫。

早上下班前要開個例會，總結(jié)當(dāng)天工作中的問題，一般兩三分鐘講完，畢竟革命不是耍嘴皮子。

下班后我們要吃早餐，對我們來說其實是晚餐。大多數(shù)人每天就吃兩頓。吃完飯就回住處洗澡洗衣服。衣服是很難洗干凈的，因為晚上要搬貨物，難免沾到各種污漬油漬，而且人累的時候會想：洗太干凈沒有必要，第二天還是會臟的。再說高效的去污品也不便宜，打打肥皂就行了吧。于是衣服晾干后，甚至還能聞到濃濃的汗味。不過干這種工作，自然而然地，就不會介意這種問題了。

睡覺是最磨人的部分，對于日夜顛倒的生活，每個人的適應(yīng)力各不相同。在頭幾個月，我一直處在這種狀態(tài)：半夜到了四五點就困得不行，站著隨便往哪靠靠就能馬上睡著，差點要摔到地上。干起活來就像行尸走肉，目光是恍惚的，意識是模糊的，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前一秒做了什么。因為這個緣故，有一次我把兩包貨物的標(biāo)簽貼反了，把重慶的貼上了北京的標(biāo)簽，北京的貼上了重慶的標(biāo)簽，幸好在裝車前就發(fā)現(xiàn)，被追了回來。

每個晚上當(dāng)我被睡意折磨得走投無路時，我就賭咒下班后一定要立即睡上狠狠的一覺。可是到早上下班后，人又變得不困了，而且剛剛長時間地從事完身體并不喜歡的勞動，心里會生出一種奇怪的厭煩，渴望做一些身體喜歡的事情，以壓制那種厭煩，使身體得到補償，恢復(fù)活力。我看到有些同事經(jīng)常下班后去唱K，唱到下午睡一兩個小時又來上班。我不是那種瘋狂的人，我不想把命丟在工作里。所以我采用一些溫和的方式，比如說早餐吃好一點，或者去超市買買東西，雖然那里的超市商品很少，然后聽聽音樂，以調(diào)節(jié)心情。

但問題是我仍然不想睡，也睡不著。到了下午，我又開始為睡眠焦慮了。我住的屋子很熱，白天室內(nèi)有三十多度，吹風(fēng)扇也不頂用。為此我想了很多辦法，安眠藥我買不到，聽說黑巧克力有助睡眠，我就把它當(dāng)藥吃，睡前服一片，這當(dāng)然不管用。褪黑色素我也買了，也完全沒有效果。最后只能喝酒。

超市里有四升裝的二鍋頭，紅星的太貴，我就買雜牌。幾種雜牌都是四川產(chǎn)的，喝起來不像清香型的二鍋頭，而像濃香型的酒，不過價格倒是很便宜。在我給自己劃定的消費水平內(nèi)，我偶爾也會買好一點的酒，比如五百毫升裝的老村長，十八塊錢一瓶，是這個價位里最好喝的。喝酒也要花時間，所以我一邊喝一邊看書，喝完后完全不記得看了什么，有時我要喝上二三兩才能躺下。我晚上六點半起床，假如中午兩點前能睡著的話，我就感到慶幸。但在有些糟糕的日子，我過了四點還不能睡著，于是更焦慮了。

另一個問題是，睡醒后的我還是醉醺醺的。幸好我走路上班，我真真切切地感覺到，每一腳踏下去，路面的高度都不相同，而且說不清楚是我的身體在搖晃，還是這個世界在搖晃。假如沒有醉得那么厲害，我就會感到困乏，覺得就像完全沒有休息過一樣。路過一排出租平房時，聞到屋里傳出飯菜的香味，看到別人已完成一天的勞動，正愜意地癱坐在沙發(fā)上，我深深感到這種休閑的時刻就是真正的幸福，而我甚至還沒有開始干活就已經(jīng)比他們更累了——這時候我就會惡毒地咒罵自己，我的身體咒罵我的意志，我的意志也咒罵我的身體，我發(fā)誓明早下班后要立刻睡覺?？墒堑搅嗣髟?，情況又和前一天一樣，周而復(fù)始。

干這個工作會令人脾氣變壞，因為長期熬夜，過度勞累，情緒控制力明顯地下降，甚至喪失。我就跟組里的幾個人吵過架，吵得很兇，有時我甚至想打人。所謂困獸之斗，是因為絕望而歇斯底里。反倒是那些經(jīng)常偷懶的人脾氣較好，大概他們也有點心虛吧。大家對偷懶其實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因為每個人的工作量和收入本身就做不到公平，偷懶的人只要別太拖累別人就行了。

干這個活偶爾也死人，每年都要死，整個廠大幾百人，加上頻繁的人員流動更替，一年下來保守估計有一兩千人在這上過班，一般是有基礎(chǔ)病的，因過度疲勞而誘發(fā)。我在的那年死了個裝車工，據(jù)說他干活太猛，一晚上裝了兩輛車，回家躺下后就再沒起來。

我離職后兩個多月，聽當(dāng)時的同事說，廠里有人跳樓死了，從辦公樓跳下來，就是我辦入離職的那棟樓。猜測他是跟公司有糾紛，無處可訴，加上工作壓力大，因而厭世。從他選擇的跳樓地點看，可能有報復(fù)公司的意圖，但我在網(wǎng)上搜不到任何報道。因為物流園地處偏僻，工人又都不是本地人，仿佛一個和周圍隔絕的孤鎮(zhèn)，消息很難傳出去。再說附近的村民也不關(guān)心物流園里死沒死人，我們和他們的生活是不相干的，僅僅是租了他們的房子，給他們增加一點額外收入而已。

假如我在那里干到今天，至少也是個組長了，這時候大概正愁得扯自己頭發(fā)，對別人大吼大叫吧。但是長期熬夜會增加患上阿爾茨海默病的風(fēng)險，我已經(jīng)不小了，這不是遙遠的事，為此我很焦慮。實際上我已經(jīng)感到腦子不好使了。從外表看，我成天面如死灰；從里面看，我反應(yīng)變得遲鈍，記憶力開始衰退。為了延緩大腦的退化，我開始吃堅果?？紤]到性價比，我主要吃核桃、花生和瓜子。

石洲村能買到多種花生和瓜子，我?guī)缀醵假I來吃過。核桃能買到一種殼不厚不薄的，它不像小時候吃的硬核桃，硬得能把門的合頁撬歪。也不像現(xiàn)在網(wǎng)上賣的新疆紙皮核桃，用手輕輕一掰就碎。它介于這兩者之間。所以我一般把它往地上用力一摜，它就從中間裂開了，我再把果仁摳出來吃。但是核桃也不能預(yù)防阿爾茨海默病。幸好后來我換了白天的工作，還是在物流行業(yè)，改為送快遞了。

眨眼過去兩年，我暫時還沒患上阿爾茨海默病。不過有些事情改變了，有些事情沒有。比如現(xiàn)在我不再罵人，更不想打人。比如我還在堅持吃核桃、花生和瓜子。

【對話】工作抹掉我的獨特，但寫作可以強化我自己

界面文化：對你來說，工作和寫作是怎樣的關(guān)系？

胡安焉：我去德邦做理貨分揀是2017年，我沒有錢了，沒有選擇。德邦這個工作不用面試，去了就能干，我很快就入職了。我當(dāng)時38歲，按履歷來說，可以選擇工作是很有限的，做這個相對回報高一點——4000多接近5000塊錢。其次可能也有自我懲罰的心理，就像毛姆的小說《面紗》里有一個英國的醫(yī)生，老婆出軌背叛了他，但他只能懲罰自己，最后感染霍亂死掉了。

我當(dāng)時也和他有類似的心理，想做一個工作來懲罰自己，不是因為我恨自己，而是因為我恨當(dāng)時的處境，或者說對社會有一些憎恨，但是我沒有能力，也不敢去報復(fù)，我只敢靠傷害自己來發(fā)泄。

我不是一直干體力活的，在這之前我干過酒店服務(wù)生、做過生意，還做過美編、畫漫畫。送快遞或者在德邦打包，我對工作的價值是認同的。顯而易見，物流嘛，我們會說物流是沒意義的嗎？但是我會說一本雜志是垃圾，因為我不認可里面的內(nèi)容，實際上，當(dāng)時漫畫公司做的就是垃圾，這跟有沒有文化無關(guān)。對德邦和順豐這兩個快遞工作，不是埋怨價值，而是埋怨它對待員工的方式，這兩件事是不一樣的。

至于寫作，因為它們工作時間比較長，情緒消耗大，我在送快遞或者做打包工的時候是沒法寫作的。

我做過的無法兼顧寫作的工作，一般平均工作時長在12小時以上。送快遞的時候，我每天工作加通勤13個小時，在德邦做理貨分揀是12個多小時，在上海做單車銷售也是12個小時，但基本每天都會加班，算下來可能超過14個小時了。這些工作都是每周休一天，一周工時在70多個小時以上。如果有人幫我介紹那種每周休兩天，每天上八個小時的工作，那當(dāng)然很好，但是憑我的條件，很難找到這樣的工作。

最開始寫東西是2006年，我做低端二渠道的公司經(jīng)營很不好，收入也不高，就想著試試投稿掙錢。我買了市面上一批《故事會》和它的山寨書——《故事會》我沒投，因為我知道肯定是不會成功的——四五個月寫了大概十篇，只發(fā)表了一篇，800塊，怎么可能維生呢？

寫《故事會》那些東西的時候，我完全考慮的是能不能賺錢，寫的東西沒有自我意識，現(xiàn)在看來，我不會把它們視為寫作。到了2009年，我才開始嘗試靠寫作完成對曾經(jīng)經(jīng)歷的消化，想清楚自己為什么會走到那一步，并且把它看成是自我價值的實現(xiàn)。

2009年，我在南寧開的女裝店快破產(chǎn)了，加之我此前在酒店、服裝專賣店，或者加油站工作，都是沒什么意義的工作——只是為了賺錢，但錢也沒有賺多少——那時感到很厭世，覺得什么金錢啊、社會地位啊，這些東西都是扯淡，都是在浪費生命。

我不再想通過社會的、或者工作的途徑，去追求自我價值或者自我實現(xiàn)，而是想通過寫作追求的更自我、更理想的精神，在文學(xué)里可以找到它們。工作總是抹除我作為人的獨特性，而寫作卻可以強化我自己。而且寫作也是最容易開始的，跟伍爾芙說的一樣——只要有紙和筆就可以去做。

界面文化：快遞員出書，你遇到過質(zhì)疑的聲音嗎？

胡安焉：早期寫在德邦做打包工作的文章，很多讀者留言說我天生具有社會學(xué)意識，還有無產(chǎn)階級意識，我從不覺得自己有什么無產(chǎn)階級意識，這是政治書上的詞。之前也有一個記者問過我，書里經(jīng)常寫資本家這些詞，是不是要反映什么，很多人覺得我以快遞員的名義出一本書，如果我都不能夠反映社會問題，那有什么資格出書？但我當(dāng)時寫這個詞，不過是為了制造一種幽默效果，別人在讀我的時候可能會心一笑，僅此而已。

如果評價《我在北京送快遞》這本 “非虛構(gòu)”，我不會覺得它是一個有分量有難度的創(chuàng)作，沒有一個作家的代表作品會是一本回憶錄，它一定是一個更復(fù)雜、豐富和自由的文本。但靠寫這本書，我可以重新審視自己的人生，看清楚自己的本質(zhì)，這也對我的虛構(gòu)寫作是有意義的，因為當(dāng)時處在那些生活里，人是比較麻木的，很難對自己的處境有什么深刻反思——否則我應(yīng)付不了重復(fù)機械的工作狀態(tài)。

我的任何寫作得到關(guān)注、發(fā)表出版，都是非常好的事情，我知道有一些幸運的因素，比如說占了題材的便宜。一些活動會請社會學(xué)的老師來，而不是請一個文學(xué)的，很明顯是覺得我是一個社會學(xué)現(xiàn)象，而不是一個文學(xué)現(xiàn)象。但老實說，這些對我沒有壞處，它關(guān)乎我的收入，我是拿版稅的，對此并沒有什么意見。

還有人覺得，以快遞員為標(biāo)簽出書就已經(jīng)是不道德的了，這類題材是出版行業(yè)的盲目跟風(fēng)，炒作底層文學(xué)、打工文學(xué)，會導(dǎo)致一些什么不良的社會后果。但按照他們這樣要求，書是根本就不可能賣出去的，有時候我會辯解一下，但是我相信，時間到最后會看清我寫的到底本質(zhì)是什么。

我從來沒想過要反映什么社會問題，如果我只是想反映現(xiàn)實，沒有自己，我根本就不能跟文學(xué)或者說藝術(shù)形式產(chǎn)生融合。如果我沒有自己，我只不過是一個道理，所以我必須先要有強烈的自己。

但我的寫作也不只是為了作用自己，不管外在對我的評價，埋頭寫就好。剛上黑藍文學(xué)論壇的時候，上面許多人喜歡法國的新小說，一開始是克勞德·西蒙、阿蘭·羅伯-格里耶，當(dāng)然還有貝克特。后來我發(fā)現(xiàn)很多“午夜文叢”的新生代作家實際上都在繼承貝克特，雖然內(nèi)容題材會更現(xiàn)實和生活化，但小說形式的根源都是在他那里，就像論文一樣，他的影響因子是很大的。

福樓拜寫的東西可能今天讀起來也覺得很平常，所有小說都像《包法利夫人》那樣寫，但他是第一個不把所有筆墨圍繞一個流暢完整的起承轉(zhuǎn)合的作家。他會寫靜態(tài)的、物理的描寫，把小說從故事提升到一個更廣泛的層面。他影響了小說這種藝術(shù)形式以及之后的作家。新小說的作家都是受到了福樓拜的影響，雖然福樓拜沒有他們走的這么遠、絕對、極端。

我說這些是想說，我的寫作不是沒有參照的，雖然追求的始終是表達內(nèi)在，而非反映現(xiàn)實，但它不可能是孤立的表達，不是像日記那樣只給自己看。我在乎的是跟文學(xué)發(fā)生關(guān)系和互動的方式，要如何投入到一個藝術(shù)的脈絡(luò)中，面對它去做出最佳的反應(yīng)。我們今天的寫作者面對的挑戰(zhàn)和要求，跟巴爾扎克、或者大仲馬小仲馬那個年代的寫作要求是不一樣的，我們需要去回應(yīng)它，而且是有力的回應(yīng)，甚至是影響它，干擾它的流向。

文中圖片由胡安焉提供，自述部分節(jié)選自《我在北京送快遞》第一章，內(nèi)容有刪節(jié)，經(jīng)授權(quán)發(fā)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