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徐魯青

編輯 | 黃月

城市不應只有宏大敘事，還要考慮到顆粒度微小的鮮活個體的感受。在數字化表達日益興起的時代里，我們如何看到人的尺度？在虛擬和現實日益模糊的時代，我們如何發(fā)現附近、重建附近？在對人文城市的呼喚里，我們所期許的是什么？2021-2022年三聯人文城市季以“跨越邊界”為主題，試圖關注數字化影響下更為廣闊的城市，嘗試以虛擬世界的數據描述真實城市的人文狀況，幫助理解一個完整的人的需求。

在日前舉辦的人文城市光譜論壇上，項飆、何志森、王笛等來自建筑與人文領域的八位專業(yè)人士圍繞著“邊界”展開分享，思考在數字技術與現實空間交融的當下，人作為城市空間的主體需要面對和解決的新課題。

看見邊界，打破邊界

城市里充斥著有形和無形的邊界，我們如何打破它們，重建附近？人類學家項飆在分享中提出，首先我們要看到這些邊界和差異，現實結構隱蔽了無處不在的邊界，“只有在深夜的時候，在沒有人的地方，不平等才顯現出來?！彼猿鞘懈魈幙梢姷纳碇品那鍧嵐槔品此瓶梢酝伙@專業(yè)化，實際上更多是在劃出邊界，提醒著清潔工不一樣的身份，大家往往對這樣的差異視而不見，有時還會因此改變與之交往的態(tài)度。

項飆還批評了如今的社區(qū)建設——政府投入的網格化管理、商家發(fā)明的“最后500米”，都讓社區(qū)成為了安全舒適卻沒有社會生活的空間，封閉性形成的安全感把人們從世界中隔離出來，無法與之形成更緊密的聯系，“中國有這么大量的保安在非常普通的小區(qū)門口站崗，這在世界層面都是獨特的?！?/span>

針對這些觀察，項飆在論壇中提出了“最初500米”的概念，并認為可以從此處入手打破邊界。“最初500米”的說法對應的是由電子商務公司、平臺、城市管理部門提出的“最后500米”，一個由上至下、從權力中心往下延伸到每人每戶的定義。“最初500米”則與之正好相反，不以權力或資本為中心，而是從個體出發(fā)，促發(fā)人們關注身邊的、連接更大世界的“附近”，比如了解電梯里的鄰居、小區(qū)門口的保安、早點鋪里打工的人……“‘最初500米’不是說要把我們的生活變得更加溫馨，實際上是要把生活變得稍微不愉快一點?！表楋j說，“不注意‘最初500米’，吃飯靠外賣，出去打滴滴，上下樓坐電梯看手機，根本不管身邊的人是誰，這樣的生活是最舒適最高效的?！?/span>

與項飆的視角有所不同，一直關注城市邊界的建筑師何志森發(fā)現，除了隔閡，邊界也蘊含著多樣的可能性，更可能是關系、互動與聯結密集生發(fā)的場所。比如河旁的墩子本來是一種邊界設計，提醒人們不要靠近，老人們卻利用起來下象棋，邊界發(fā)展為了人們聚會的場所；菜市場與地鐵之間的圍欄邊界看似隔開了兩個空間，但也規(guī)定出了地鐵乘客的固定行走路線，于是菜販們總是把菜擺在圍欄下，邊界就這樣成為了售賣空間。很多時候，空間使用者可以通過自上而下的力量，讓邊界生發(fā)出更多可能。

何志森還提到了在廈門集美孫厝村做的博士論文研究，他最開始希望推動有關部門把集美大學和孫厝村之間的圍墻拆除，方便附近村民享受學校資源，更無需在為學生提供盒飯時偷翻圍墻，賄賂保安，上演貓捉老鼠的游戲。然而他的提議遭到了附近居民的憤怒反對，大多數人的反應是“沒有了圍墻我們怎么做生意”和“我們要圍墻，不要草地”。

原來，圍墻更像是小商販們的保護遮擋物，而非建筑師簡單理解的障礙。一旦圍墻變成了敞亮的綠地，周邊居民的盒飯小生意將很容易暴露，要繼續(xù)經營下去，就不得不申請營業(yè)執(zhí)照、尋找正規(guī)的店面、交更多的租金?！澳鞘俏业谝淮误w會到圍墻對城市邊緣人群的積極意義，”何志森說。他在博士論文里提到了“加厚的邊界”概念——“邊界不是一條絕緣的細線，而是一處蠢蠢欲動的‘狀況’，彌漫了連接、關系、延伸和無限的可能性?！?nbsp;

在數字時代重建城市公共空間與生態(tài)性

賽博化的虛擬現實更加提醒人們注意“在場”的不可替代性。從上世紀90年代起，成都人、歷史學家王笛從微觀史學的視角出發(fā)，將城市社會放到街頭、茶館等維度中觀察。他認為，研究城市就一定要提到公共空間，公共空間是人們能夠公平地進入和分享的地方，承載著人們的公共生活、信息交流和感情聯絡。在19-20世紀初，茶館在成都扮演著公共空間的角色，市民們可以在茶館里發(fā)生互動和聯結。

如今，王笛的興趣從歷史延伸至當下，他好奇虛擬空間將如何重塑我們的公共空間與生活，“現在我們面臨的轉折，是實體空間（physical space）轉變到虛擬空間（virtual space）后人與人如何交往的問題。”網絡改變了信息傳播和人際交流的形式，人的互動跨越了距離，交往不再需要面對面，這固然會擴大交往的范圍，但也產生了更多問題，最突出的一點是有效溝通的減少。

王笛指出，虛擬空間絕不能代替現實的公共空間，人需要面對面交流和接觸，而每個城市的規(guī)劃者和管理者都應該思考如何提供更友好的公共空間。王笛提到了兩種截然相反的城市規(guī)劃模式：一種來自柯布西耶，即國家由上至下管理城市場所設計，展示出絕對現代主義的理念，比如交通的目的是為最高效地輸送大量人口。而另一種是雅各布斯式的規(guī)劃模式，與高效的觀念相反，雅各布斯的理念相信，好的街道讓人慢下來，讓行人愿意停留駐足、站在一起聊天，形成公共交往，且在走路范圍之內就能實現日常生活里的各種需要?！拔覀冊诮ㄔ飕F代城市的時候應該有兩種理念，但都要取決于同樣一種目標，就是怎樣讓人們走出家門、進入公共空間，參與公共生活?！蓖醯颜f。

項飆也觀察到，在虛擬與現實邊界日漸模糊的當下，社會產生了一系列悖論：人人都通過社交媒體建立了廣泛聯系，另一方面又感到孤立無援；線上空間假消息泛濫，而很多年輕人在線上才最能展示真實的自己；年輕一代能夠快速地知曉世界各地的信息，但又對世界情況的判斷非常簡單化，“我們的觀點如此斷裂，以至于不能形成溝通。”

項飆認為，這些現象與城市的功能性過剩，生態(tài)性不足相關。他解釋道，今天的城市可以輕易地完成功能性的任務，比如外賣總是能快速地送到家門口，然而和功能性相對的生態(tài)性卻非常缺乏——“一只小鳥唱歌并不是它有什么東西要訴說，老鷹在天空上飛并不是要證明什么，老虎在地上跑也并不是有什么直接的目的，生態(tài)性是多樣的東西走在一起，有的時候是相克，更多的時候是相生，形成一個穩(wěn)定的系統(tǒng)。”他認為，沒有生態(tài)性的城市如同網格信息分布的節(jié)點，事情可以辦得非常有效率，但是不知道在彼此之間形成有機的社會意義上的關系。只有當城市具有生態(tài)性，才能容納不同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