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林子人

編輯 | 黃月

說來或許有些諷刺，《看不見的女性》的核心人物是一個男人。根據作者卡羅琳·克里亞多·佩雷斯（Caroline Criado Perez）的觀點，世界的運行方式是圍繞“標準男性”（default male）設計的，標準男性就代表了“人類”本身，以至于雖然如今全球79億人中超過半數為女性，但她們的存在感與數量是不匹配的，在生活中的很多方面，她們甚至是“看不見的”。

“自有記錄以來，巨大的數據缺口占據了人類歷史的大部分。從‘作為狩獵者的人類’（Man the Hunter）理論開始，編年史家?guī)缀鯖]有為女性在人類演化中扮演的角色留下什么空間，無論是文化還是生物學意義上的演化。相反，男性的生活被用來代表全體人類的生活。而在談及另一半人類的生活時，通常只剩下沉默。這種沉默無處不在，遍布我們的整個文化：電影、新聞、文學、科學、城市規(guī)劃、經濟學。”

佩雷斯在書中運用詳實的事實和數字向讀者呈現(xiàn)，性別數據缺口如何系統(tǒng)性地融入人類社會的肌理——不符合女性需求甚至可能為女性的生存發(fā)展造成障礙的設計、城市規(guī)劃、職場規(guī)則、醫(yī)療措施、權力體系……

它給女性造成的種種后果中，有些或許只是讓人感到惱火：比如男女公廁雖然面積相同，但女廁常常大排長龍；手機尺寸越來越大，讓女性用戶越來越難以單手掌握；辦公室的標準溫度根據平均男性靜息代謝率設定，以至于女性員工總會覺得辦公室太冷。有些則嚴重到可能致命，比如因為醫(yī)療研究對性別差異欠缺考慮，女性更容易因為誤診而死于心臟病，以標準男性為基準設計的汽車導致女性在車禍中受重傷的可能性比男性高出47%，死亡概率增加17%。

在《看不見的女性》問世約一年后，新冠肺炎釀成大流行病席卷全球。這一當下時代的“黑天鵝事件”，以一種出乎意料的方式呼應、強調了佩雷斯在書中提醒我們注意的一點：“在出現(xiàn)各種問題時屏蔽女性的聲音是十分諷刺的，因為舊的偏見正是在極端情況下才最不合理，女性本就尤其受沖突、大流行病和自然災害影響?！?/p>

《看不見的女性》于2021年在美國出版，佩雷斯為該書撰寫了一篇全新的后記，特別指出了新冠疫情暴露出的女性困境。比如雖然醫(yī)護人員中多數為女性，但她們拿到的防護服卻是以標準男性身材設計的，這讓她們暴露在更多病毒風險之中。佩雷斯在接受界面文化（ID: Booksandfun）采訪時表示：“在這場危機平息后，我們尚需觀察有多少國家會吸取這場大流行病的教訓——它提醒我們女性的無償照護工作在我們的經濟發(fā)展和復蘇計劃中發(fā)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p>

她承認年輕時也曾對女性主義充滿誤解，大學期間的一本女性主義語言學理論書使她豁然開朗，意識到自己對“女性主義者”標簽所有的不理解和不耐煩，都源自那個無所不在的“標準男性”，“我們一直以為我們是以性別中立的態(tài)度在討論問題，但其實我們在以男性的眼光討論問題。”在佩雷斯看來，這個被默認的前提已經如人們呼吸的空氣般自然，也讓人們難以改變固有思維，做出切實改變。

意識到這一點之后，佩雷斯成為了一位身體力行的行動者：2013年，英國央行宣布將在2016年去除英鎊背面的女性歷史人物——19世紀社會改革家伊麗莎白·弗萊。佩雷斯在英國民眾中發(fā)起了一項請愿，要求在英國紙幣背面保留一位女性歷史人物。在她的努力下，2017年，新版10英鎊紙幣上出現(xiàn)了簡·奧斯丁的形象。2018年，百年前為英國女性爭取到投票權的婦女參政權論者米利森特·福西特成為倫敦議會廣場上出現(xiàn)的第一座女性雕像，同樣也源自佩雷斯的倡議。

佩雷斯覺得，自己進入女性主義的路徑教會了她重要一課，思想和行動的改變是有可能的，盡管過程可能很漫長。為此，她希望所有相信平等和正義，愿為建設一個更好世界貢獻力量的人都能從正視和挑戰(zhàn)“標準男性”的存在開始，“消除‘男性至上’意識形態(tài)的最佳策略，就是指出來它確實存在。”

01 《看不見的女性》是對波伏娃《第二性》的21世紀闡釋

界面文化：是什么啟發(fā)了你寫《看不見的女性》？“女性主義者”的標簽對你來說意味著什么？

卡羅琳·佩雷斯：說來話長。我并非從小就是女性主義者，在更年輕的時候，我甚至是反女性主義者。我覺得女性主義讓人尷尬，就好像在說女性就是很弱，像是充滿了反男牢騷。在25歲左右，我已經是一名成熟的、需要去認真閱讀一些女性主義文獻的大學生，我的心態(tài)終于發(fā)生了改變。作為英語語言文學系的學生，我為了寫一篇論文讀了《女性主義與語言學理論》（Feminism and Linguistic Theory），書中講述了男性如何在語言中被默認為常態(tài)的（“他”既可以指“他”也可以指“她”，“男人”可以指代“人類”）。

和許多其他人一樣，我之前也聽說過這個問題，但不以為然——大家都知道這些詞是中性的，讓我們討論一些真正的問題好吧！但這本書援引了許多研究指出，當人們讀到或聽到這些詞的時候，他們的腦海中浮現(xiàn)的就是一個男性，這一點讓我吃驚不已。我第一次意識到，當我聽到這些詞的時候，我也自然而然地想到男性，我不敢相信之前從來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這一進入女性主義的路徑讓我開始意識到，“默認是男性”的現(xiàn)象無所不在，這是一個系統(tǒng)性問題，并會為女性帶來一系列的問題。這些問題的嚴重程度遠超“聽到中性詞但想象的是男性”。

本科畢業(yè)后，我在倫敦經濟學院學習行為經濟學和女性主義經濟學，發(fā)現(xiàn)當我們量化經濟成果時存在大量的性別數據缺口，比如說GDP的計算遺漏了許多女性的生產貢獻，但我們以為這是一個客觀的、性別中立的數據，并據此制定各種政策。我參與過一個女性難民慈善組織，發(fā)現(xiàn)即使是《聯(lián)合國難民公約》這樣的、在二戰(zhàn)后制定且絕對沒有歧視女性難民本意的文件，都會導致女性比男性更難尋求庇護，因為該公約是圍繞著被迫害男性的經驗設計的，忽視了女性的情況，比如女性比男性更難獨自旅行。

我在生活和工作中無意識地收集這些案例，看到了某種模式，覺得居然沒有人注意到這一點，簡直太瘋狂了！我們一直以為我們是以性別中立的態(tài)度在討論問題，但實際上我們在以男性的眼光討論問題。

讓我成為女性主義者的“最后一根稻草”來自我寫第一本書的經歷。我在收集資料時發(fā)現(xiàn)了醫(yī)療數據中的問題：女性不僅不一定會體驗到在傳統(tǒng)經驗和流行文化中已定型的經典心臟病癥狀——胸痛和左臂下方疼痛——而且醫(yī)生們也沒有接受相應訓練，識別出女性的典型癥狀，比如消化不良的感覺、惡心和疲倦。為此，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因心臟病病發(fā)身亡。我還發(fā)現(xiàn)許多醫(yī)療研究并不考慮性別差異因素，因為雌性的身體，無論是人類還是動物，被排除在了研究范圍之外，理由是“荷爾蒙異?！薄Ｎ艺J識到，這只不過是女性在學校課程、媒體和政治中代表性不足的冰山一角，我們一直對此視而不見。

這是我認為自己有義務寫這本書的原因。我希望人們能看到這個模式，看到它事關生死，有必要引起重視。我覺得，我進入女性主義的路徑也讓我堅定地相信變革的可能性：只是通過閱讀一本書，我就從一位反女性主義者變成了一位女性主義者。我希望我的書能改變更多的人。

界面文化：這本書在西方引起了強烈反響。你看到了哪些有意思的讀者反饋？

卡羅琳·佩雷斯：我覺得最有趣同時也最讓人心碎的評論來自一些女性讀者，她們告訴我，讀了這本書后她們終于理解了這個世界，也終于不再為一些生活中的不如意責備自己。女性太容易認為自己有問題（因為這個社會太過經常認為我們有問題），對她們來說，發(fā)現(xiàn)自己的身體無可指摘著實讓人松了一口氣，真正有問題的是這個假裝50%全球人口身體不存在的世界。

界面文化：這本書引用了大量研究，展示了性別數據缺口如何系統(tǒng)性地融入人類社會的肌理。當你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最讓你震驚的發(fā)現(xiàn)是什么？

卡羅琳·佩雷斯：一切都讓人震驚！書中的核心前提——男性是性別中立的人類代表，因此我們無需收集女性數據了——讓人震驚！也許最能說明問題的是汽車安全問題：多年以來汽車制造商只會使用男性假人來做碰撞測試，如今，使用以中等水平男性為基準設計的假人來做碰撞測試依然非常普遍。但對中等水平的女性而言，這太高也太重了，也沒有考慮到諸如肌肉質量比例或骨盆等方面的性別差異。結果就是，當女性遭遇車禍時，受重傷的可能性比男性高出47%，死亡概率也增加了17%。

界面文化：多年來（事實上是千年來），我們對性別數據缺口問題的深度和廣度缺乏體察。為什么我們要等到21世紀才終于開始討論這個問題了？

卡羅琳·佩雷斯：其實，我的書只不過是對波伏娃在1949年發(fā)表的《第二性》的21世紀闡釋。波伏娃率先提出了男性的本體地位和女性相對于男性的次要地位。我所做的，是把這一重要洞見用來分析各種各樣的數據，和以這些數據為基礎建構的日常生活。當然，問題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這種偏見太過平常，難以覺察。我們不會去質疑它，不會注意到它，直到它被明確指出來。通過這本書，我希望喚起人們的注意力，讓他們意識到將男性當做中性代表的后果就是50%的全球人口被忽視了，我們終于可以開始著手解決性別數據缺口導致的后果，有時這一后果甚至是致命的。

界面文化：你給出了強有力的證據解釋性別數據缺口如何讓世界上的一半人口“隱身”，但對它的成因你好像沒有給出過多解釋。我們可以說這是出于文化惰性么？

卡羅琳·佩雷斯：部分原因確實是如此。我們抗拒改變。但這同樣也是因為我們甚至沒有意識到我們在抗拒改變。我們太過習慣將男性視作標準人類，以至于大多數時候我們的表現(xiàn)就好像女性人口不存在一般。

02 當我們討論女性問題的時候，我們在討論所有議題

界面文化：任何一個社會變革想取得成功都需要團結盡可能更多的人。就性別平等事業(yè)而言，一個很大的障礙是許多男性不是忽視這個問題，就是將之視為零和游戲。在你看來，我們應該如何建設一個對兩性來說都更好更公平的世界？

卡羅琳·佩雷斯：安德麗婭·德沃金（Andrew Dworkin）曾有過一句名言，她說女人是唯一與壓迫者同床共枕的弱者群體。她說這話的意思是，女性的生活與男性的生活太過息息相關（作為他們的母親、姐妹、女兒），導致她們很難獲得解放，很難有效組成起來成為一個利益群體，我們寄希望于我們生活中的男性能做得更好。不過我想，這個觀點反過來對男性也適用——他們的生活也是和女性的生活息息相關的，他們是我們的兄弟、父親、兒子。他們不會希望我們因為汽車的設計缺陷而在車禍中喪生，不會希望我們因為醫(yī)生未能診斷出發(fā)病癥狀而死于心臟病。男性和女性的聯(lián)結應當將男性拉入性別平等的斗爭之中。

界面文化：女性主義者如今面對的一大質疑是他們沉溺于“身份政治”，他們給予性別太過關注，忽視了階級、種族等其他重要議題，以至于無法有效地實現(xiàn)推進社會整體福祉的目標。你對此怎么看？

卡羅琳·佩雷斯：正如我在書中所寫，每個人都有身份。問題在于，我們表現(xiàn)出來的樣子仿佛只有女性才有身份，男性沒有，這個問題在階級和族裔維度同樣存在。因此，女性因為談論女性問題而被指責陷入“身份政治”（請不要忘了她們構成50%的人口），但當男性談論男性的時候——大多數政治辯論的關切目標——我們表現(xiàn)得像是這就是普適性議題。問題在于，由于男性占據了性別中性的制高點，這個優(yōu)勢讓我們難以看清真正發(fā)生了什么。另外，我們也不要忘記女性構成了50%的工人階級和50%的少數族裔，當我們討論女性問題的時候，我們在討論以上所有議題。

界面文化：對那些有意識用女性主義視角看世界的年輕女孩和男孩，你有什么建議嗎？

卡羅琳·佩雷斯：我能給出的最佳建議是給家長和老師的——不要讓標準男性的形象堅無不催。絕大多數的兒童電視節(jié)目、書籍、玩具充斥著男性角色，仿佛這個世界上90%的人是男性似的。把這一點向我們的孩子指出來，了解他們的想法，詢問他們怎么看這個世界的呈現(xiàn)方式。消除“男性至上”意識形態(tài)的最佳策略，就是指出來它確實存在。

03 對女性領導者寄予太多期望，是因為她們實在太少

界面文化：這本書首次出版于2019年，在其中一章，你談到戰(zhàn)爭、自然災害和大流行病會讓女性更加脆弱。對很多人來說，新冠肺炎可能是第一次大流行病的經歷。至少在中國，許多人意識到了你在書中提到的一個問題：女性在公共衛(wèi)生危機中的工作與貢獻難以得到應有的認可與回報，女性工作者在抗疫前線的需求難以被滿足，比如衛(wèi)生巾和尺碼準確的個人防護用品。如果你要為新版《看不見的女性》加入新冠疫情相關的內容，你會寫什么呢？

卡羅琳·佩雷斯：我確實為《看不見的女性》美國平裝本撰寫了一個新的后記，這本書于2021年在美國出版。我寫到了新冠肺炎——大約在《看不見的女性》首次出版一年后，它被官方宣布為大流行病——如何以一種我當初未曾預料到的方式呼應了我在書中提出的觀點。

最嚴峻的問題之一是，全球各地醫(yī)務工作者拿到的個人防護用品是根據高加索白人男性的平均身材設計的。導致的后果是，在這一由女性主導的群體中，很多人難以得到充分防護，在挽救我們生命的同時卻令自己暴露在風險之中。同樣讓人非常沮喪的是，只有少數幾個國家在系統(tǒng)性地收集患病率的性別數據，更不要說如此多的治療研究壓根沒有考慮性別因素。

在這場危機平息后，我們尚需觀察有多少國家會吸取這場大流行病的教訓——它提醒我們，女性的無償照護工作在我們的經濟發(fā)展和復蘇計劃中發(fā)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就目前來看，前景并不樂觀。

界面文化：2019年至今，英國的政治環(huán)境發(fā)生了許多變化，伊麗莎白·特拉斯成為英國歷史上第三位女性首相，媒體稱她或將成為下一位“鐵娘子”。我們都知道女性身居高位依然困難重重，你覺得特拉斯有可能拓寬女性政治家或女性整體在公共生活中的邊界么？

卡羅琳·佩雷斯：的確，甚至自你提出這個問題以來，英國政治都發(fā)生了劇烈變化！這篇采訪發(fā)表的時候特拉斯或許都已經不是我們的首相了（記者注：特拉斯已于10月21日辭去首相職務，在任僅45天）。

讓我從更寬泛的角度來回答這個問題吧。證據清晰地顯示，女性領導人意義重大。首先，女性體驗世界的方式是不同的，這不僅是因為女性身體的特殊之處，也是因為我們被對待的方式和我們感知世界的方式。女性領導者會因此考慮一些和男性領導者不同的優(yōu)先事項。經合組織國家數十年的研究發(fā)現(xiàn)，女性議員的比例極大影響了政策討論和國家預算的制定策略。

另外一個我很喜歡的例子是謝麗爾·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在《向前一步》（Lean In）中提到的：她在谷歌工作期間讓公司啟用了孕婦停車專位。她直接去找谷歌老板要求此事，他立刻就同意了，發(fā)現(xiàn)自己此前從未想過這個問題。這個案例告訴我們一個關鍵問題：很多時候不是說男性不是好領導、女性才是好領導，而是男性體驗世界的方式和女性是不同的，有一些問題他們不可能想到，不可能了解，但女性領導就能意識到那些問題。

最后我想說，我們對女性領導者寄予太多期望了，這不過是因為她們實在太少了。我們覺得她們需要成為所有女性的榜樣，需要證明女性也有能力做大事，甚至是做那些男性做不到的事。男人可以只代表他自己，但如果一個女人成為了一個失敗的領導者，就讓人們覺得女性整體不行——這種情況只有當平庸的女性領導者和平庸的男性領導者一樣司空見慣時才會有所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