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我們對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并不陌生，著名的《1984》和《動物莊園》將他塑造成了一個樣子，對其形象的補充來自其非虛構(gòu)作品，包括《通往威根碼頭之路》《巴黎倫敦落魄記》和《向加泰羅尼亞致敬》。也許一千個人的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但一千個中國讀者的眼中不一定有一千個奧威爾。

實際上，在英國，奧威爾離世后的70余年里，他的形象也在以他本人不曾想到的方向被后人塑造，幾乎成為了一尊國寶——用英國作家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的話說，“他可被解釋，易于鍛造，既具使節(jié)風(fēng)范，又有愛國熱忱。他譴責(zé)英帝國，取悅了左派；抨擊共產(chǎn)主義，討好了右派。當(dāng)他告誡我們須防范濫用語言，避免對政治和公共生活造成破壞性影響時，幾乎迎合了每一個人?！?/p>

如果說奧威爾曾有意或無意以小說刺破“房間里的大象”的真相，那在奧威爾身上，其實也有一只大象。奧威爾最有名的報告文學(xué)之一題為《射象》，以對真相孜孜以求、是非曲直分明聞名的他，真的射死過一只狂暴的大象嗎？《射象》是紀實文學(xué)，還是紀實的“仿真文學(xué)”呢？這一次刺破大象真相的人，是奧威爾的傳記作者伯納德·克里克，以及把這件軼事寫進《喬治·奧威爾和該死的大象》的巴恩斯，以一種譏諷的、挑戰(zhàn)的甚至與所有英國人公然作對的語調(diào)。（“他一人獨行、專講真話、不近人情，而這一點，英國人常自詡說，還有什么能比這一點更具英倫風(fēng)范的呢？”）

巴恩斯是一個讀起來聰慧而溫和的人，至少在《透過窗戶》的其他篇目里，當(dāng)他回憶起與佩內(nèi)洛普的交往，分析起莉迪亞·戴維斯對《包法利夫人》的翻譯，緬懷起離世的厄普代克，大都溫情脈脈，偶現(xiàn)善意的調(diào)侃。唯獨在這篇《喬治·奧威爾和該死的大象》中，我們得以看見一個不一樣的巴恩斯，看見他的凌厲機鋒與某種帶著嘲笑的怒斥，可能和我們此前從《福樓拜的鸚鵡》《10?章世界史》或《唯一的故事》中讀到的巴恩斯都不一樣。

《喬治·奧威爾和該死的大象》（節(jié)選）

撰文 | 朱利安·巴恩斯

翻譯 | 郭國良

01 奧威爾是如何成為英國“國寶”的

對逝者來說，要維系國寶地位，甚或在死后獲得國寶地位，是一大難事。是不是一個偉大的作家本身與這個問題一點關(guān)系都沒有。因為真正重要的因素在于：1）使節(jié)般的素質(zhì)，有能力將這個國家以它所期待的方式展示給本國國民，然后再展示給全世界。2）可塑性和可解釋性?？伤苄詴檫@位作家平添魅力（前提是他的形象尚未徹底失真）；可解釋性指的是我們多多少少能在他或她的身上找到我們要求的東西。3）他甚至可以對他的國家多有苛責(zé)，但他必須擁有一顆愛國之心，或者看上去擁有一顆愛國之心。

所以，正如奧威爾所說，狄更斯就是一位“值得被抄襲的作家”（“無論是被馬克思主義者、天主教徒，甚或保守黨抄襲”）。因為他滿足了第三項標準：“他猛烈抨擊英國體制，其火力無人能及，而同時卻成功地使自己免于眾惡，更重要的是，其矛頭所指之人竟能甘愿咽下這逆耳之言，這使得他在全國上下赫赫有名?！鳖愃频氖虑橐舶l(fā)生在特羅洛普身上——一方面他的小說被頻頻改編成電視劇，另一方面他發(fā)明了郵筒——這使得他離國寶之冠僅一步之遙。但特羅洛普之所以獲得此準國寶之位，其實受益于哈羅德·麥克米倫和約翰·梅杰這兩位酷愛閱讀他的作品的保守黨首相的公開支持——盡管特羅洛普本人憎恨保守黨。

那么喬治·奧威爾呢？如果他發(fā)現(xiàn)自從1950年逝世之后，他一路向著國寶地位穩(wěn)步攀升，一定會大吃一驚，甚至勃然大怒。他可被解釋，易于鍛造，既具使節(jié)風(fēng)范，又有愛國熱忱。他譴責(zé)英帝國，取悅了左派；抨擊共產(chǎn)主義，討好了右派。當(dāng)他告誡我們須防范濫用語言，避免對政治和公共生活造成破壞性影響時，幾乎迎合了每一個人；而當(dāng)他說“好的散文就像一扇窗玻璃”時，又讓那些在莎士比亞與狄更斯大受追捧之時排斥“華麗”文風(fēng)的人感到滿意。他懷疑每一個過于“聰明”的人。奧威爾把“世故”、“精明”和“知識分子”當(dāng)作貶義詞使用，他憎惡布魯姆斯伯里，不僅預(yù)想而且熱切希望《湯姆叔叔的小屋》能比弗吉尼亞·伍爾夫的作品更為持久暢銷。他始終抨擊社會精英，認為統(tǒng)治階級“愚蠢至極”。1941年，他聲稱英國是世界上階級分化最嚴重的國家，被一群“又老又蠢的人”所統(tǒng)治，好比“謬誤之人卻成了一家之主”。然而他也承認統(tǒng)治階級“在道德上光明正大、無可指摘”，而且在戰(zhàn)爭時期“隨時準備為國獻身”。他以充滿同情和憤怒的筆調(diào)描繪工人階級的狀況，認為他們比知識分子更有智慧，但并不對他們假作多情。他認為，艱難求生的工人階級與掙扎向陽的植物并無差別，一樣“盲目而愚蠢”。

除此以外，還有很多方面可以看出奧威爾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英國人。他相當(dāng)排斥理論，對所有并非來自具體經(jīng)驗的概括性結(jié)論持警惕態(tài)度。他是一個道德家，也是一個清教徒，雖然他堅信民粹主義且同情工人階級，他卻有灰塵潔癖，對人體和排泄物的臭味深感惡心。他嘲諷猶太人，幾乎到了反猶主義的程度，他還害怕同性戀，理所當(dāng)然地把“基佬”和“娘娘腔”當(dāng)作社會學(xué)名詞來使用。他不喜歡洋食物，認為法國人根本不懂烹飪；而在摩洛哥看到小羚羊，讓他做夢都想著薄荷醬。他訂立泡茶和飲茶的刻板規(guī)矩，偶爾也會因難得傷感的避世情懷而幻想躲進完美的酒吧。他對物質(zhì)享受、服裝、時尚、運動和任何形式的無聊之事都絲毫不感興趣——除非那種無聊活動能像海濱明信片或青少年雜志一樣引發(fā)某種更廣闊的社會思考。他喜歡樹木和玫瑰，很少提到性。他偏愛的文體——散文，也是典型的英式文學(xué)。此外，他一人獨行、專講真話、不近人情，而這一點，英國人常自詡說，還有什么能比這一點更具英倫風(fēng)范的呢？最后，他在為自己起筆名的時候，選擇了英格蘭守護神的教名。在圣徒和國寶的名單上很少有“艾瑞克”之名。唯一的一個圣艾瑞克是瑞典人，而他連一個體面的、教皇任命的圣徒都算不上。

02 被神化的奧威爾，非作家的作家

歐內(nèi)斯特·勒南曾寫道：“錯寫歷史是國家存在的一部分?！彼f的是“存在”而不是“成為”，可謂一針見血：一個國家需要持續(xù)的自我欺騙，而不是僅在建國之初編織幾個虛幻構(gòu)想。同樣，錯解標志性人物——每隔一段時間重塑他們的形象——也是國家存在的一部分。

被英國人神圣化的奧威爾是敢碰硬骨頭、愛吃牛肉、明白事理的約翰遜博士（又一個可塑的標志性人物）的后裔。奧威爾在1948年10月寫給出版商弗里德里克·沃伯格的信中說：“我覺得薩特只是在吹牛而已，我要狠狠戳穿他。”這就是奧威爾：思維直接，文章直白，是非分明，專講真話。然而，事情從來不是這么簡單，即使在專講真話的人中也是如此，而且奧威爾自己的箴言——“所有藝術(shù)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宣傳”——應(yīng)該讓我們更為謹慎（而且讓我們想到，這句話尤其適用于新聞業(yè)）。

……

眾多“奧威爾迷”都希望自己未曾錯過文學(xué)史中這樣的一個小小的時刻：奧威爾的傳記作者伯納德·克里克與奧威爾的遺孀索尼婭在貝爾多瑞利的飯店里的那場相遇?？死锟擞赂业刭|(zhì)疑奧威爾最有名的報告文學(xué)之一《射象》的絕對真實性。據(jù)克里克說，“令其他委托人高興的是”，索尼婭隔著桌子沖他“尖叫”：“他當(dāng)然射死過一頭該死的大象。他說了他射死過。為什么你總是懷疑他的話！”你能感覺到這個寡婦是在替英格蘭尖叫。因為英國人想要相信的是這樣的奧威爾：他看穿了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教條和鬼話，因此而駁斥事實是相對、靈活或具任何目的性的觀念，并且，他教導(dǎo)我們，即使未能達到百分之百的真實，那么百分之六十七的真實總勝過百分之六十六的真實，且從道義上來說，這一個百分點雖微弱渺小卻不容妥協(xié)。

但是不愛國的懷疑者仍會固執(zhí)己見，克里克就是如此。他在平裝本自傳的后記里引用了一個緬甸老人的錄音，里面回憶了奧威爾詳細描述的射象事件。據(jù)這位上了年紀的目擊者所說，奧威爾的確射殺了“一頭該死的大象”。然而，這頭大象并沒有像奧威爾聲稱的那樣狂暴地殺死了一個人（他還詳細地描繪了死者的尸體）。另外，由于這頭大象是珍貴的公司財產(chǎn)，不能這么輕易被毀，它的主人向政府投訴，于是布萊爾被打發(fā)到了一個偏遠的省份，甚至被某個威爾伯恩上校說成是“伊頓公學(xué)的恥辱”?？死锟说膽岩梢苍S驗證了文本體裁本身的不確定性?！镀簌Z新作》是首個刊登《射象》的刊物，正如克里克所言，其中的十四篇作品有十二篇“像極了當(dāng)時大熱的一種體裁，它模糊了事實和虛構(gòu)之間的界限——紀實的‘仿真文學(xué)’”。

而奧威爾另一部同樣著名的反帝國作品《絞刑》，可能也受到了相似的懷疑?？死锟艘贿叿Q贊這六頁之作“兼具戈雅的恐怖與席格精準世俗的評析”，一邊卻懷疑奧威爾根本沒參與絞刑，或者就算他參與過，也不一定是文中的這一場——他暗示，文中的絞刑是奧威爾東拼西湊而來的。無論真相如何，有趣的地方在于奧威爾的論述中忽略了一件事：闡明此人為何被絞死。身為年輕記者，如果你親臨一場行刑，隨后還與絞刑人喝了幾杯威士忌，按理說你肯定能搞清這可憐的惡魔到底犯下何等罪行。倘若如此，那為何不向讀者傳達這一信息呢？有可能罪行太邪惡了，于是奧威爾隱瞞了此事，擔(dān)心讀者認為處以絞刑竟也正當(dāng)合理。或者，也有可能他認為罪行本身與文章無關(guān)，因為他堅信凡是死刑，無論場合緣由，都是“一種惡不堪言的謬誤”。又或者，像克里克懷疑的那樣，他真的只是在泛泛空談，而從未有過所見之實。

在德克·博加德或羅納德·里根夸大（抑或捏造）他們的戰(zhàn)爭功勛時，我們覺得他們或多或少在自欺欺人。如果我們有體恤之心，就可想見是一兩次的夸大事實讓他們弄巧成拙，陷入尷尬。為什么我們要另眼評判奧威爾呢？因為他是奧威爾。我們可以依循戴維·洛奇對《絞刑》的評價，爭辯說這兩篇有關(guān)緬甸的文學(xué)作品的價值并不在于其忠于事實。但這僅是一種非常文學(xué)化的辯護，又或僅僅因為我們試圖放作者一馬，畢竟我們非常崇拜他。

然而，我們很少議論像福特·馬多克斯·福特這樣的人，與單純粗鄙的事實相比，他們更相信印象的真實。如果說被忽視的福特有時被歸為“作家的作家”，那么被神化的奧威爾則恰好相反——他是一位非作家的作家。有時候天真的反應(yīng)才是正確的。要是結(jié)果證明奧威爾沒射殺過一頭該死的大象，或者沒參加過他筆下那場該死的行刑的話，也許很多仰慕他的人會失去對他的敬重及信賴，因為，他——喬治·奧威爾——說自己曾那么干過，而如果他并沒干過，那他不就成了自己所抨擊的那些扭曲事實的政客的翻版了嗎？如果“一切藝術(shù)在某種程度上都是宣傳”，那我們豈不可以推斷：即使你站在真理、正義和天使的一邊，宣傳法則也同樣成立了嗎？大量閱讀奧威爾的散文有諸多效應(yīng)，其中之一便是意識到他是何等地固執(zhí)武斷——這兒我們不談意識形態(tài)。

這是他那約翰遜派英式風(fēng)格的另一種表現(xiàn)。小到如何泡茶這樣的日?，嵤拢蟮綄Σ蛷d（在奧威爾這個清教徒看來，餐廳完全是不必要的奢侈品）的社會經(jīng)濟學(xué)分析，奧威爾愛給萬物創(chuàng)規(guī)立矩，而他的規(guī)矩往往建立在非難之上。他是一個偉大的“反對派”作家。故而，他的《書店回憶》一文擯斥輕浮。要是其他人來寫這個題材的話，可能會把它寫成一部色調(diào)明快的作品，中間還穿插幾則軼事趣聞。他說寫這部書是一項單調(diào)沉悶的活兒，吃力不討好，讓你恨透了書籍；而那些顧客往往是小偷、偏執(zhí)狂、笨蛋，或者——在購買狄更斯作品套裝時心懷讀完全書的無謂希望——充其量是自欺欺人者。他在《英格蘭，你的英格蘭》中批評英國左翼知識分子“整體上態(tài)度消極”又“滿腹牢騷”：如今看來這兩個形容倒是很適合奧威爾。還好他在四十七歲那年去世了，要是他活到了退休的年紀，光是想想他那時候的頑固就夠可怕的了。

03 “規(guī)定主義語言”

他最武斷之處就是對待寫作的態(tài)度：為何寫作，如何寫作，以及哪些人寫得很差。在他眼中，奧登是個“純粹的童子軍隊長”；卡萊爾“那么聰明，卻連簡單、直接的英文都不會寫”；魯伯特·布魯克的“格蘭切斯特”是“一大堆嘔吐物”。連他認可的那些作家也都有重大缺陷：狄更斯對于生活之道“相當(dāng)無知”；赫伯特·喬治·威爾斯“理智得過了頭，無法理解現(xiàn)代世界”；而奧威爾對吉卜林的“辯護”則帶有怪異的屈尊俯就的意味。他歸納總結(jié)了作家的生成與發(fā)展之途。

盡管他對集權(quán)主義語言抱持分明的是非觀，但他自己的規(guī)定主義語言卻時而字字珠璣，時而含糊不清?！耙磺兴囆g(shù)在某種程度上都是宣傳”乍一聽振聾發(fā)聵，但是其威力卻被“在某種程度上”這幾個字大大削弱了，而且，這句話究竟是什么意思？不過是說明一切藝術(shù)都是“關(guān)于”某種東西的，哪怕只是關(guān)于藝術(shù)本身?！盀樗囆g(shù)而藝術(shù)”——奧威爾對此一論調(diào)應(yīng)是深惡痛絕——只不過在“宣傳”藝術(shù)本身，而這場藝術(shù)運動清楚地知道這一點。他還說過：“一般而言，漠視當(dāng)代重大公共事件的小說家不是蠢蛋就是白癡。”這等于把描寫個人生活和描寫上一代或上兩代人（在十九世紀很普遍）的小說家都掃地出局了，包括奧斯丁、勃朗特姐妹、福樓拜、詹姆斯等很多作家。

“好的散文就像一扇窗玻璃?！边@句話聽上去言之有理，是對青澀記者和老練文人的教導(dǎo)，那些作家兼批評家們既是這么說，在實際寫作中也是這么做的。然而，正如奧威爾的另一關(guān)鍵教誨一樣，這句話也回避了《政治與文學(xué)》中的問題實質(zhì)：“以意選詞，而不是倒過來以詞定意。”這些斷言預(yù)先假定并教導(dǎo)我們，寫作乃是審視世界，反思世界，推演你想說的東西，把那意思或含義轉(zhuǎn)化為文字，而字句的透明性使得讀者從同一角度凝視同一扇窗玻璃時，能夠準確無誤地以你曾經(jīng)的方式來看待這世界?？墒?，哪怕算上奧威爾本人，真的有人這樣寫作嗎？況且，文字是玻璃嗎？多數(shù)寫作是個不連貫的過程；也許思想的確能催生文字，但有時文字也能催生思想（或者，這兩種情況會同時出現(xiàn)在一個句子里）。E.M.福斯特經(jīng)常遭到奧威爾的指摘，正如他在《小說面面觀》中所說（或者援引）：“在還未看見我在說什么之前，我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在奧威爾看來，這或許像是娘娘腔似的異想天開，但它確然更合乎很多作家的經(jīng)驗。

奧威爾和狄更斯一樣憎恨專制，他在一篇論述這位維多利亞時代的小說家的文章中區(qū)分了兩類革命者：一類是心靈改造者，他們相信如果改善人的天性，那么所有社會問題都將迎刃而解；另一類是社會工程師，他們相信一旦改善這個社會——把它變得更公平、更民主、更團結(jié)——那么人性問題就會自行消失。這兩種途徑“吸引兩種不同的人，而且它們往往在不同時間交替更迭”。狄更斯是一位心靈改造者，而奧威爾則是個崇尚改造體制和結(jié)構(gòu)的人，這絕不僅僅是因為他認為人是累犯，根本無法自救，更重要的是，“如何防止權(quán)力濫用的關(guān)鍵問題依然懸而未決”。因此，在那之前，我們可以放膽預(yù)測，奧威爾將一如既往地叱咤文壇。

本文正文部分節(jié)選自朱利安·巴恩斯《透過窗戶》，較原文有刪節(jié)，小標題為編者自擬，按語：黃月，經(jīng)出版社授權(quán)發(fā)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