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5期主持人 | 尹清露

五一勞動節(jié)如期而至，你正在悠閑度假，還是被隔離在家、對著電腦繼續(xù)加班？

勞動節(jié)本來是為了紀念美國芝加哥工會爭取8小時工作制、反抗資本剝削的節(jié)日，然而時至今日，我們的工作時間卻越來越長了。導致這一情況的原因之一，是關于工作的理念發(fā)生了變化。當宗教和社區(qū)逐漸消失，工作不再只是謀生手段，而變成人生意義的來源。政治家把“努力工作”視為理想，科技公司則說服員工24小時不間斷的工作就是一種新型自由。工作，成為了自我賦權的方式。

但是當工作徹底主導并滲透進日常生活，反而造成了新一輪剝削，新自由主義的競爭觀念讓人們自愿加班，信息通信技術則要求人們全天候檢查電子郵件。作為媒體工作者也是如此，雖然為讀者帶來價值和慰藉的成就感和滿足感非常重要，但是當看劇讀書刷微博變成了工作的一部分，也時常會覺得疲憊；對于其他人來說，這種影響更為嚴重，比如需要額外承擔照顧孩子和家務職責的女性，以及隨時保持待命狀態(tài)、“自雇飄零”的零工經濟從業(yè)者。疫情更讓這一狀況雪上加霜，居家辦公模糊了上下班的界限，而搶菜囤貨和長時間居家則折磨著本就脆弱的神經。

近年來，縮短工時的呼聲越來越高，歐洲各地正在制定“斷網權利（right to disconnect）”法，規(guī)定雇員在休息時間不必回復工作相關的消息。在中國，豆瓣的熱議話題“上班與下班的割裂人生”也可以看做是一種打工人為了切割工作、奪回生活的姿態(tài)，參與話題的人通常會貼出兩張照片，上班時蓬頭垢面素面朝天，下班后立刻變身為充滿活力的辣妹酷哥?？墒牵瑑H僅是保持工作和生活互不干擾就萬事大吉了嗎？近期的Apple TV+美劇《人生切割術》就以一個極端的高概念暗示了這樣做的后果，公司雇員的記憶通過技術實現(xiàn)了徹底隔離，上班的自己負責賺錢和承受壓力痛苦，下班的自己只需享受生活就好，但其結果卻是自我的徹底異化，以及人格完整性的喪失。

這令人深思，當私人與職場的邊界消失，這到底是值得歡呼還是警惕？如果無論工作是否滲透進生活都會導致相應的問題，那么這兩者還能分開嗎，或者說，還有必要分開嗎？

不坐班并非閑在家，家務分配和家暴問題值得警覺

潘文捷：在家工作很容易被別人看成很舒服甚至是“閑著”。“既然你不用坐班工作，那正好做飯做家務”，這種氣人的話很多無需坐班的女性可沒有少聽。本來應該全家共享的家務勞動，很容易一下子就被扣在你頭上。這次疫情期間，可能不少人對居家辦公有類似的誤解。

我認識的一位朋友就吐槽他們在上海的合作方：閑著在家沒事做，盡給我們挑刺。甚至說對方既然在家歇著，怎么還天天在朋友圈叫苦叫累？問題是，居家辦公并不單純是宅在家里看書玩游戲這么簡單的事情，它也意味著工作與生活界限的消失。也許在有些人看來你是24小時都可以在家放松，實際上你也是神經緊繃24小時都要待命工作。更何況，長期居家難以出門本身就是不符合人的生理和心理訴求的。

林子人：女性在居家辦公時要承擔更多家務勞動這一點我可太有感觸了，典型表現(xiàn)就是突然發(fā)現(xiàn)自己每天要為三餐吃什么付出很多認知勞動（通常前一天晚上就要開始盤算如何搭配冰箱里剩下的食材、每天關注小區(qū)團購群的動向）和實際體力勞動。我先生不會下廚，以往如果我沒時間或沒心情做飯我們就點外賣或出去吃，但如今家務外包給市場的所有途徑都被中斷，沒有“自己動手，豐衣足食”以外的選項了，對職業(yè)女性來說真是艱難。我記得有一天我趕稿忙到過了晚餐時間，又餓又累，但晚餐還無著落。癱倒在沙發(fā)上想擺爛，但還是得爬起來擦干眼淚準備做飯。不過，經過這段時間的磨合協(xié)商，我先生做下廚之外的家務更積極主動了。

上野千鶴子老師說得好哇，日常生活就是反抗父權的戰(zhàn)場，“在逼迫丈夫妥協(xié)的過程中，女性會發(fā)生改變，而且必須要求對方也發(fā)生改變。為了讓他改變，首先要建立起彼此不逃避的關系。不逃避的關系必須由女性來建立，因為男性一有風吹草動就逃跑！”（笑）

徐魯青：居家辦公有很多種情況，有的人住房空間大，在家辦公不一定有太大煩惱，但也有人住八人一間的群租房、沒有窗戶的閣樓、潮濕陰暗的地下室。上海很多人因為工作時間長，回家后只是睡覺，于是租住在狹小簡陋的房子里，但疫情居家辦公后就很不方便，長期處于狹小的空間也容易產生精神問題。弱勢群體居家時會有更多麻煩，比如文捷說的女性一般承擔了更多家務勞動，前段時間一份隔離家暴求助手冊在朋友圈流傳，更大的背景是疫情居家后全球家暴量上升，許多女性在丈夫居家工作后遭遇到更高頻次的傷害與虐待。

區(qū)分職業(yè)和個人邊界，在空間和時間上做出劃分

葉青：我沒體驗過朝九晚五的辦公室生活，公司在成都是沒有辦公室的，工作以來一直是居家辦公，總共只因為年會去過一次北京辦公室。疫情以來，連這一年一次的機會也沒有了。對我而言，生活與工作似乎從來就交織在一起，因此做出一些行動來為二者劃分界限就更為重要了。以前沒有疫情的時候我喜歡去圖書館工作，我知道，這對一個居家辦公者來說似乎有些諷刺和本末倒置，朋友常常吐槽我這是“閑得慌”。但相信我，只要你居家工作超過了一段時間，你就會知道在物理空間上把工作與生活分隔開來的重要和必要性。疫情以后我把書桌設置成了工作區(qū)，這一塊就是專門工作的地方，和工作無關的事不會拿到這個桌面上，工作完了以后也會盡量遠離這個區(qū)域——盡管它離我的床只有0.5米。

姜妍：我從畢業(yè)開始就一直在媒體行業(yè)里面，經常感受和思考職業(yè)和私人邊界的問題，最夸張的時候是游個泳每隔十分鐘就要上岸看一眼手機，很怕錯過突發(fā)新聞。每次坐飛機沒有信號的時候，心里多少都會有不安感，一降落馬上第一時間確定這段時間沒有漏掉什么新聞，雖然登機前其實都會和同事溝通好。怎么能做到既不耽誤工作，同時還能保持一種心態(tài)上不過分緊繃的狀態(tài)，對我來說始終是一門功課。

現(xiàn)在越來越多的行業(yè)都很難真正保持私人與職場的邊界，或者說邊界越來越模糊。我自己既然選擇這個行業(yè)做了這么多年，肯定是接受了這里面的模糊性，達成心態(tài)上的一種“和解”。在這個大的基礎上，再去爭取一些邊界。比如說，我是早起型的人，現(xiàn)在這個季節(jié)大概5點多就自然醒。那如果早上起來看一圈沒有什么突發(fā)新聞的話，我可能出門去練個拳，這個時候就盡量做到心無雜念，去享受比較私人的一段時光。等到大部分人都起床了，再投入到工作的狀態(tài)里。

閱讀也一樣有這個問題，我有個前同事是書評的編輯，每周會收到很多新書。她就感慨過，以前以為來了書評可以看很多書，結果發(fā)現(xiàn)來了之后只能是翻很多書。因為營銷編輯們會追著你要一個反饋，但是手頭那么多書，一頁一頁都看完是不現(xiàn)實的。這個是我做記者后期一樣面臨的問題，而且會發(fā)現(xiàn)自己的閱讀總是被工作里需要的閱讀牽著鼻子走，很難靜下來去讀一些完全出于興趣想讀的書。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的做法也是在時間上面進行區(qū)分，比如晚上7點以后的閱讀時間就都留給私人閱讀，其他時間給到一些新書的翻閱?，F(xiàn)在因為主要做編輯工作，一線對接的出版社非常少了，反而會因為讀的新書少而覺得慚愧。

更多人“工作生活無法分開”并非生活方式，而是受到侵害

董子琪：原來確實是認為不必分開的，因為相信學而為己，所謂“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像古之學人一樣懷有信念，將所學與自身融為一體，讀書與心性結合是非常高尚的境界。這并不是空話，正因為這種結合是嚴肅的，才能實現(xiàn)“修辭立其誠”，從自己真正的興趣點與關切出發(fā)，進行更有人味也更能長久的批評與寫作，而不是成為熱點或理論的投機分子——像是戴維·洛奇在小說里寫的那種滑稽的文學研究者，為了研究簡·奧斯丁將所有研究路徑都窮盡，不是出于研究熱情，只是為了讓他人無路可走；或者是夏濟安吐槽的美國學院研究文學的路數(shù)，生搬理論不顧美學與人性，把人訓練得“呆頭呆腦”。

以理論生搬硬套或是投機，倒正是將職業(yè)與個人完全切分開的結果，這些人可能既不欣賞自己分析的文本，也不相信自己套上的理論，只是像切芝士一樣把工作冷酷地完成。我也欣賞杰夫·戴爾非常具有清教倫理主義的工作觀，他說人不應該總是虛無縹緲地追夢，而應當把自由建立在刻苦地踐行之上，就像倉鼠喜愛它的籠子，有退路的人總會選擇退路，一條路走到黑反而可以實現(xiàn)工作中的自由。

當然這些說的都是比較特別的、至少有師道傳承的工作。問題是，對一般的職業(yè)來說，這種結合是可能的嗎？比如說將螺絲擰得更快，對一個工人來說也許是進步的，對一個人來說是否也是進步的，而非墮落？如果說這個問題對同一個人的不同身份而言有不同的意義，那么強行讓本來被切割開的個人與職業(yè)完全融為一體，也是虛偽的。

徐魯青：有時會開玩笑吐槽，作為記者工作和生活從來就沒分開過，但事實上這更像一種自主選擇，因為我們工作和愛好的重疊度是很高的。但更多人的“工作生活無法分開”并非是在選擇一種生活方式，而是基本權利（八小時勞動制、休息權睡覺權）受到侵害，比如我租房時的中介小哥告訴我，自己教培行業(yè)被裁后開始干這行，幾個月下來神經衰弱，夜里總想著客戶消息，回復晚一點就被別人搶單了，很明顯工作和生活分不開正在蠶食他的健康。即使是非靈活工作時間，學者潘毅寫過生產流水線每天工作十二小時的女工，回到宿舍后她們也并沒有和工作、和勞累分開，甚至辭職幾年后，工作帶來的疾病與疼痛也一直住在她們的身體里，無法分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