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繼玲娜貝兒之后，又一萌物近日以驚人的速度走紅，那就是北京冬奧會的官方吉祥物冰墩墩。早在2019年9月，冰墩墩的形象就問世了，直到冬奧會開幕前夕，是抵達北京的外國運動員和外國記者對它的癡迷讓這個形象迅速深入人心。日本電視臺特派記者辻崗義堂在冬奧會報道中不遺余力地安利冰墩墩的各色周邊產(chǎn)品，其憨直搞笑得近乎無厘頭的報道視頻在中文互聯(lián)網(wǎng)內迅速流傳開來，也為冰墩墩的熱度狠狠地添了一把火。如今，從北京王府井工美大廈到上海體育學院交流中心的北京2022官方特許商品專賣店，到處“一墩難求”，二手轉賣市場上冰墩墩的價格居高不下。

冰墩墩是一只熊貓。據(jù)設計團隊介紹，冬奧會吉祥物最初的構想是冰糖葫蘆——冰糖葫蘆是一種北方特色小吃，冰糖又暗合冰雪的概念。這個創(chuàng)意最終只保留了“冰晶外殼”，內核變成了國寶大熊貓。

在中國，大熊貓可能是最經(jīng)常用作吉祥物的形象了，無論是1990年北京亞運會的盼盼、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福娃晶晶，還是2022年北京冬奧會的冰墩墩，都是熊貓這種憨態(tài)可掬又罕見獨有的國寶。其實，這與大熊貓的文化意涵息息相關——它既是備受中國人喜愛的動物，也以其無威脅的外表柔化了中國的國家形象。

中國環(huán)境史學者宋雅蘭（E. Elena Songster）在《熊貓之國》（Panda Nation）一書中梳理了大熊貓的發(fā)現(xiàn)史并提出了上述觀點。在她看來，大熊貓的國家偶像身份其實是現(xiàn)代中國定義民族身份的重要環(huán)節(jié)。在北京冬奧會舉辦之際，我們特此重發(fā)2019年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刊發(fā)的《大熊貓是如何成為“國寶”的？》一文，回顧大熊貓是如何從一種默默無聞的野生動物晉升為新中國最重要的文化符號的。

《大熊貓是如何成為“國寶”的？》

撰文 | 林子人

編輯 | 朱潔樹

在中國，大熊貓是最受歡迎的動物之一，其一舉一動都牽動著中國人的心。人們?yōu)樾律男茇垰g呼雀躍，被熊貓直播頻道中憨態(tài)可掬的熊貓寶寶融化心臟，對熊貓俘獲外國友人的心而倍感自豪……然而，也許很多人還不知道，如今享有“國寶”地位的大熊貓在中國歷史上的很長一段時間里都默默無聞——我們既不能在古代金屬或陶瓷器物上找到它，也難以在古代文學作品中看到對它的描述——其文化地位遠遠不如龍、鳳、麒麟這些中華“神奇動物”，甚至與蟬和蟋蟀都不可同日而語。那么，這一胖乎乎毛茸茸、“只能拍黑白照”的動物，是如何登上“國寶”寶座的呢？

在加利福尼亞州圣瑪麗學院歷史系副教授、中國環(huán)境史學者宋雅蘭（E. Elena Songster）看來，大熊貓的國寶地位與現(xiàn)代中國的國家建設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她在2018年出版的《熊貓之國》（Panda Nation）一書中指出，大熊貓的國家偶像身份部分是因為它的可愛外表，更重要的是，它是現(xiàn)代中國定義民族身份的一個環(huán)節(jié)。大熊貓悠久的生物學歷史、稀少的數(shù)量和缺乏傳統(tǒng)文化意義的事實，實際上正符合20世紀中葉現(xiàn)代中國民族主義的需求，“作為官方指導科學和大眾民族主義的目標，大熊貓的崛起與這一現(xiàn)象相伴相生，即中國戲劇性地崛起為一個有著全球影響力的國家。”

從“活化石”到國寶：大熊貓的發(fā)現(xiàn)與保護

1955年，北京動物園迎來了三只來自四川的大熊貓“平平”“興興”和“磧磧”。對首只進京的大熊貓“平平”，媒體給予了極大關注。《人民日報》于1956年7月30日刊發(fā)了一組題為“平平日記”的圖片，報道了大熊貓“平平”的一天。宋雅蘭發(fā)現(xiàn)，從1940年代的《良友畫報》到1950年代的《人民日報》，媒體不無巨細地在新聞報道中描述大熊貓的外貌特征、棲息地等基本信息，這說明了一個事實：對于全國大多數(shù)民眾來說，大熊貓是一種陌生的動物。這也意味著，直到20世紀中葉，大熊貓才開始成為“文化中國”的一部分。

這一原本默默無聞的動物最初是由前往中國的西方科學探索者發(fā)現(xiàn)的，并因其在西方生物學分類中引起的爭議而廣為人知。1869年，法國天主教傳教士阿爾芒·大衛(wèi)（Père Abbé Armand David）首次將大熊貓介紹給西方世界，他將自己在中國發(fā)現(xiàn)的特色動植物標本送至巴黎自然歷史博物館，大熊貓也位列其中。當時，四川當?shù)厝藢⒋笮茇埛Q為“白熊”，而阿爾芒·大衛(wèi)將其描述為“著名的黑白相間的熊”。

阿爾芒·大衛(wèi)敏銳地覺察到大熊貓是一種值得研究的動物，但他沒想到大熊貓可能并不是一種“熊”。在給大熊貓標本做過牙齒和骨骼檢查后，法國動物學家阿方索·米奈-愛德華（Alphonse Milne-Edwards，1835-1900）認為，大熊貓不是熊，而是浣熊，它的很多特征都與19世紀早些時候動物學家在喜馬拉雅地區(qū)發(fā)現(xiàn)的小熊貓（當時它被稱為“熊貓”）非常相似。為此，他發(fā)明了一個新的名詞“熊貓屬”，將上述兩種動物在名稱上做出了區(qū)分，前者稱為“大熊貓”，后者稱為“小熊貓”。

米奈-愛德華對熊貓的重新分類不僅確立了大熊貓的拉丁名和通俗名，也讓“大熊貓”取代四川方言中的“白熊”和“花熊”，成為這一黑白相間的動物的正式中文名稱。不過，“大熊貓”這個名字還是反映了它的分類學爭議：它到底屬于熊科（ursidae）還是浣熊科（procyonidae）？直至今日，即使科學家已經(jīng)掌握了DNA分析技術，這依舊是一個富有爭議的話題。

根據(jù)科學家對大熊貓化石的研究，大熊貓在歷史上的棲息地比目前（主要在四川省、陜西省和甘肅省的山區(qū)）要廣闊得多，更新世時期（又稱冰川世，2580000年到11700年前）的熊貓的活動范圍包括整個中國南部地區(qū)，南至如今的越南，北至北京。大熊貓廣闊的史前活動范圍讓它擁有了超越地方性特色動物的身份，成為國家寶藏的條件。值得注意的是，1980年代以前的中文資料基本都隱去了早在1915年越南和緬甸就出土過大熊貓化石的事實，宋雅蘭認為，“這一令人費解的疏忽，反映了中國出版商的民族主義顧慮，即中國應該是大熊貓唯一的起源地?！?/p>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中文文本中對大熊貓是“活化石”的不斷強調?？茖W家發(fā)現(xiàn)，大熊貓缺乏進化變異，同時在數(shù)量上遠遠少于其他存活至現(xiàn)代的原始動物。大熊貓能夠捱過冰河時代的嚴酷自然環(huán)境，被宣傳為一個奇跡，這進一步增加了大熊貓的神話色彩。因此在中文語境中，大熊貓是“活化石”的相關討論中往往還跟隨著“國寶”“珍稀動物”這類的描述——大熊貓的悠久生物學歷史、稀少的數(shù)量，讓它愈發(fā)珍貴。

與此同時，宋雅蘭指出，大熊貓缺乏文化象征意義實際上也是它成為國寶的前提條件之一。大熊貓不是中國歷史、神話、文學的關注對象，甚至與人類的關系也很遙遠，缺乏食用和經(jīng)濟意義——然而，意義缺失也使它成為了現(xiàn)代中國一個更合格的偶像。“因為大熊貓不具備明顯的或廣泛接受的傳統(tǒng)意義，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無需擔心它是否會引起人們對帝制時代中國文化的負面聯(lián)想，并能夠享有熊貓在地理學意義上與中國的關聯(lián)，”她寫道，“這些積極正面的、強化民族概念的含義，再加上熊貓的富有吸引力的外表，讓這一動物得到官方支持，成為一個在國內外都備受歡迎的符號?！?/p>

1962年，國務院頒布了《關于積極保護和合理利用野生動物資源的指示》，規(guī)定須保護兩類動物，第一類是珍貴稀有特產(chǎn)鳥獸，第二類是經(jīng)濟價值高、數(shù)量稀少或目前雖有一定數(shù)量但為中國特產(chǎn)的鳥獸。在第一類共計19種珍貴稀有特產(chǎn)鳥獸中，大熊貓被列在首位。值得注意的是，盡管1962年的這一政策有著促進經(jīng)濟復蘇的明顯目的，然而提出系統(tǒng)性地保護在經(jīng)濟發(fā)展上并無助益的“珍貴稀有”動物，亦說明了國家層面對以大熊貓為首的少數(shù)動物所具備的象征性意義的重視。

同年，四川省林業(yè)廳指示平武縣為成立大熊貓自然保護區(qū)做好準備——在19種珍貴稀有動物中，有9種是四川特產(chǎn)，這引起了四川省對環(huán)境保護的特別重視。經(jīng)過相關專家的仔細考察求證，平武王朗國家級自然保護區(qū)于1965年正式成立，成為中國建立最早的四個以保護大熊貓等珍稀野生動物及其棲息地為主的自然保護區(qū)之一。大熊貓的特殊地位，也因此被確立起來。

成為國家偶像：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大熊貓

平武王朗國家級自然保護區(qū)成立后不久，中國進入了動蕩的十年。也是在這一時期，大熊貓的形象在全國范圍內被廣泛宣傳。“它成為一種革新傳統(tǒng)藝術形式、贊頌國家的知名且廣為接受的方式，它不再僅僅只是一種珍稀動物，而是作為國寶成為全中國人民的驕傲。無論是關于熊貓的科學研究還是熊貓形象在工業(yè)和美術界的廣泛應用，都幫助推動了這一轉變?！彼窝盘m寫道。

在科學家發(fā)現(xiàn)熊貓是一個政治安全的研究課題的同時，藝術家和制造商發(fā)現(xiàn)，把熊貓的形象融入藝術創(chuàng)作和工業(yè)生產(chǎn)與“文革”期間的反傳統(tǒng)基調并行不悖。宋雅蘭指出，到了1960年代中葉，大熊貓已然成為了現(xiàn)代中國的代名詞。研究大熊貓、描繪大熊貓、大規(guī)模生產(chǎn)大熊貓的形象，都是贊頌這一中國珍貴所有物，乃至贊頌中國的無可指摘的方式。這些行為不僅確立了中國對大熊貓的所有權，也喚起了民眾的國家自豪感。

將大熊貓作為創(chuàng)作對象成為藝術界的一大趨勢。在20世紀以前，大熊貓幾乎在中國傳統(tǒng)繪畫中無跡可尋，也正因為如此，大熊貓不會攜帶帝制時代封建社會的糟糕聯(lián)想，成為社會主義時期的絕佳創(chuàng)作題材。1963年——就在國務院將大熊貓列為應該受到保護的珍貴稀有動物的第二年——國家郵政局發(fā)行了一套大熊貓主題郵票，票面上出現(xiàn)的是知名畫家吳作人的水墨畫作品，一只栩栩如生的大熊貓捧著竹子津津有味地吃著。熊貓郵票的發(fā)行不僅證明了大熊貓的國家形象地位，也明確了大熊貓是被認可的國畫主題。

同一時期，大熊貓的形象在國外也開始廣為流傳。1961年，世界野生動物基金會采用大熊貓作為會徽。大熊貓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被送到國外，開始得到西方社會的喜愛。盡管當時世界野生動物基金會沒有針對大熊貓保護的項目，但相關負責人還是認為大熊貓象征著基金會的愿景。宋雅蘭同時指出，1960年代是彩色打印非常昂貴的時代，大熊貓的黑白雙色、簡潔線條有助于幫助這個年輕的非政府組織降低傳播成本。

在中國的工藝美術界，大熊貓的形象也被廣泛應用。整個“文革”時期，《人民日報》不斷宣傳將大熊貓作為一種新的設計要素融入傳統(tǒng)藝術和工藝品的創(chuàng)作中。1972年8月，媒體報道了湖北省某紡織企業(yè)推出熊貓吃竹的新圖案，取代了花鳥蟲魚等傳統(tǒng)圖案。同年，景德鎮(zhèn)一家瓷器廠因推出繪有大熊貓和乒乓球圖案的瓷器而得到媒體的認可，《人民日報》在《積極發(fā)展傳統(tǒng)工藝美術品生產(chǎn)》一文中贊揚了該廠的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1973年，《人民日報》又在《傳統(tǒng)工藝開新話》一文中報道了廣西省某面料廠推出“熊貓翠竹”這一全新的織錦圖案。

另外，大熊貓也被越來越多地運用在品牌設計中，成為宣揚中國工業(yè)發(fā)展的重要工具。首個廣為人知的熊貓品牌是南京無線電廠推出的熊貓牌收音機。1956年，毛澤東視察南京無線電廠，參觀了收音機生產(chǎn)線，看到國產(chǎn)收音機非常高興，并鼓勵其再攀技術高峰。為了給國慶十周年獻禮，南京無線電廠研制了一款體現(xiàn)十年發(fā)展新水平的電子音響產(chǎn)品，將之命名為熊貓1501型特級收音機，此后該廠延續(xù)了“熊貓”品牌，陸續(xù)推出了一系列熊貓牌收音機。

這一時期，熊貓成為了一個備受追捧的商業(yè)符號。1960年，《人民日報》報道了內蒙古一家奶制品企業(yè)推出熊貓牌煉乳和黃油制品——大熊貓和奶制品及內蒙古都沒有直接聯(lián)系，但這并不妨礙企業(yè)經(jīng)營者使用這一商標來開拓全國市場，并將內蒙古與國家形象聯(lián)系起來。1962年，《人民日報》在《有趣的塑料玩具》一文中報道了某塑料制品廠推出一款塑料熊貓玩具的消息，稱熊貓胖乎乎的身體、又黑又圓的大眼睛讓它成為了孩子的理想玩具。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大熊貓也是中國推出的首部彩色科教紀錄片的主題。這部題為《熊貓》的紀錄片描繪了王朗自然保護區(qū)的自然風光和獨特生物，展示了中國電影制作技術的最新成果。《熊貓》得到官方支持，被送至印度和意大利的國際電影節(jié)展映。與此同時，中國政府也將《熊貓》作為國禮贈送給伊朗、伊拉克等國。

“大熊貓不僅沒有被政治聯(lián)想沾染，且在‘文革’中毫發(fā)無傷。‘文革’期間，大熊貓從一種民族主義表達轉變?yōu)橐环N公認的國家象征。然而當人們反思‘文革’和‘文革’創(chuàng)傷時，他們不會想起大熊貓……大熊貓的政治性在于，它具有散發(fā)出非政治化氣息的內在能力?！彼窝盘m寫道。

既政治化又去政治化：當大熊貓走出國門

在十年動蕩接近尾聲的時候，大熊貓“既政治化又去政治化”的兩面性越來越在“熊貓外交”中展現(xiàn)出來——中國政府開始將大熊貓作為國禮贈送給外國政府，這一體現(xiàn)友好的舉動象征著一度封閉的中國開始打開國門，向外界伸出橄欖枝。宋雅蘭指出，“大熊貓一度是民族主義和自力更生的象征，如今又幫助中國打開了與外界交流的渠道。”

隨著中國開始考慮緩和與西方的關系，“熊貓外交”在1972年正式開啟。1972年2月，美國總統(tǒng)尼克松夫婦訪華。尼克松夫人北京之行的其中一站是北京動物園，她興致勃勃地觀看了園內的大熊貓，并了解到中國科學家已經(jīng)掌握了人工繁育大熊貓的技術。在尼克松夫婦離開中國之前，中國政府做出了贈送一對大熊貓給美國的決定。為了向美國方面解釋這一決定的重要性，國家林業(yè)部野生動物保護的相關官員提出了“國寶”這一說法。美國政府則回贈了一對麝香牛。當運輸大熊貓的美國空軍軍機抵達華盛頓機場時，“玲玲”和“興興”受到了宛如國家元首訪美一般的禮遇，包括總統(tǒng)夫人在內的1000多位政要名人出席了美國國家動物園的歡迎儀式。大熊貓的到來也引起了美國民眾的極大興趣，平均每小時就有1000人入園參觀大熊貓。

在消化了尼克松訪華的這一事實后，日本當局感到打破冷戰(zhàn)桎梏，與中國正式建立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聯(lián)系的時機終于到了。1972年9月，新上任的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在《中日聯(lián)合聲明》簽署儀式結束后，周恩來總理向日方提出中國愿意向日本贈送一對大熊貓。當大熊貓“康康”和“蘭蘭”抵達東京時，日本社會對它們展現(xiàn)出來的狂熱歡迎與美國如出一轍。

鑒于贈送大熊貓在美日兩國引起的正面反響，中國政府放心地開展“熊貓外交”，以此舉重新界定中國在世界舞臺上的位置。宋雅蘭指出，從1971年到1976年，中國的政府間組織成員數(shù)從1迅速上升至21，而熊貓國禮則是中國國際關系策略轉變的一個鮮明標志。截至1982年，共有9個國家獲贈大熊貓，包括蘇聯(lián)（1950年代）、朝鮮（1960年代）、美國（1972）、日本（1972）、法國（1973）、英國（1974）、西德（1974）、墨西哥（1975）和西班牙（1978）。大熊貓在國外迅速俘獲當?shù)孛癖姷男?，這反過來也提升了中國人投射到大熊貓身上的民族自豪感。

然而，中國國內自上而下對大熊貓的重視，也讓向外國政府贈送大熊貓的行為面臨越來越多的質疑，這一質疑在1980年代的熊貓滅絕恐慌中達到頂峰。1983年，四川境內出現(xiàn)了竹子開花的現(xiàn)象，讓人們立刻聯(lián)想到1976年竹子開花繼而大面積枯萎、導致大熊貓非正常死亡數(shù)量攀升的慘痛過往。

政府吸取了上一次類似事件準備不足的教訓，迅速行動，動員人們參與到拯救大熊貓的行動當中。媒體不斷報道四川當?shù)孛癖?，特別是貧困的農(nóng)民，為了拯救大熊貓而做出物質犧牲的無私之舉；在全國乃至全球范圍內，人們紛紛參與募捐，為拯救大熊貓貢獻綿薄之力。1980年代，“國寶”一詞被廣泛引用于拯救大熊貓的宣傳動員中，很快地，這個名詞被視作大熊貓的同義詞。

事后看來，1980年代的熊貓滅絕恐慌恐怕是有些小題大做、言過其實了。1988年，一篇中外動物學家聯(lián)合撰稿的論文指出，王朗自然保護區(qū)內沒有一只大熊貓是直接餓死的，作者分析了從1981年到1985年（竹子大面積枯死的兩年后）收集的數(shù)據(jù)并得出了這一結論。生物學家潘文石經(jīng)過考證認為，根據(jù)1989年大熊貓調研的數(shù)據(jù)，1000只現(xiàn)存野生大熊貓的數(shù)量意味著每年的自然死亡數(shù)應該在50只左右，鑒于1983年的大熊貓死亡數(shù)量在正常范圍之內，當年的恐慌并不是一場真正的危機。

盡管如此，熊貓滅絕恐慌的確神化了大熊貓的國寶形象，加深了人們對大熊貓罕見稀有、需要細心呵護、失去任何一只都是重大損失的印象。也是從1983年開始，中國政府決定停止贈送大熊貓，改為租賃。1984年，中國將北京動物園的兩頭大熊貓“永永”和“迎新”借給洛杉磯動物園進行為期三個月的巡展，洛杉磯動物園因為這對大熊貓的到來賺得盆滿缽滿，這也引發(fā)了全球各大城市向中國租借大熊貓的熱潮。然而，許多動物學家對短期租賃計劃提出質疑，指出此舉將打破大熊貓的自然繁殖周期，對大熊貓的心理健康有害。另外，短期租賃計劃無異于將大熊貓當做現(xiàn)金牛來利用，嚴重違反了《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

來自動物權益保護者的反對聲越來越響，經(jīng)過慎重考慮，中國政府于2007年正式終止了大熊貓短期租賃計劃，宣布此后的租賃計劃將全部都是大熊貓長期國際合作繁育研究項目。提出合作請求的外國動物園必須保證租期為十年以上，每年向中國支付100萬美元（將租賃費用定得那么高是為了讓動物園難以利用大熊貓展覽牟利），在租賃期若有熊貓幼崽誕生，需要向中國支付額外費用，且在幾年之后（通常為三年）將新生熊貓歸還中國。大熊貓長期租賃也因此成為當下我們最為熟悉的“熊貓外交”形式，接受大熊貓的外國動物園通常會為這些尊貴的客人準備寬敞奢華的獨立場館，負責照料大熊貓的工作人員也要經(jīng)過嚴格的培訓。

2019年4月，大熊貓“星二”和“毛二”入駐丹麥哥本哈根動物園，開始了為期15年的大熊貓科研保護國際合作。為此，哥本哈根動物園特地建設了一座以太極八卦圖為靈感設計的、造價高達1.5億丹麥克朗（約合2200萬美元，或1.57億元人民幣）的巨大場館，丹麥女王瑪格麗特二世親自為熊貓館揭幕。

在大熊貓歡迎儀式上，瑪格麗特二世表示：“我要祝賀哥本哈根動物園和所有參與這項偉大工作的人。我們可以真真切切看到它們，希望可以看很多年?！睋?jù)丹麥當?shù)孛襟wThe Local的民意調查，超過一半的受訪者（52%）認為丹麥租借大熊貓的協(xié)議將改善兩國之間的商業(yè)機會。這再一次說明了租借大熊貓不僅是中國向其他國家表達善意，也是一個重要的政治行為。在宋雅蘭看來，“熊貓外交”的成功之處，就在于這些活生生的動物以其可愛無害的外表消弭了政治算計的冷酷，作為中國國家的象征，大熊貓在國內和國外都讓中國的形象變得更柔軟、更有親和力，這正是這個正在快速崛起的國家所需要的。

也正因為如此，大熊貓的“國寶之路”與現(xiàn)代中國國家建設的進程緊密相連，它的內涵也因此遠遠超越了其生物學意義，如同中國一樣，具備了難以簡要概括的復雜性。正如宋雅蘭所說：“作為一種動物和一種形象，大熊貓在連接自然和民族主義、科學與社會當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難以定義、無法忽視、容易被低估，大熊貓就如同現(xiàn)代中國。和它的發(fā)源國一樣，我們也無法想象這個世界里沒有它會是什么模樣?！?/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