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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聞記者 | 徐魯青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2023年的女足世界杯開啟了很多第一次：第一次在南半球舉辦；第一個以32支球隊，而不是此前的24支球隊競爭，球隊的女性主帥多達12位；第一次設定高額獎金1.5億美元，是此前2019年法國女足世界杯的兩倍——但仍然遠遠低于卡塔爾男子世界杯的4.4億美元，這也呼應了BBC的一項研究，足球是男女賽事獎金差距最大的運動。

中國與女足世界杯的淵源頗深——第一屆女足世界杯1991年在廣州舉辦，盡管FIFA猶豫再三，最后將賽事命名為“第一屆國際足協(xié)世界女子足球錦標賽之M&M（巧克力品牌）杯”，比賽時長只有80分鐘。美國隊隊長阿普麗爾·海因里希斯曾諷刺，足協(xié)“擔心如果我們踢90分鐘，我們的卵巢會掉下來”。直到1995年，女足世界杯才恢復到和男子相同的90分鐘。

不難想見，第一屆女足世界杯關注寥寥，奪冠的美國女足甚至沒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運動員米婭·哈姆曾對《紐約時報》回憶當初的景象：“沒有人在機場迎接我們，也沒有人舉彩帶游行，許多美國人甚至不知道美國女足贏得了最大的國際比賽。”當年撥給女足的預算也很緊張，體育記者凱特琳·穆雷在The National Team :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Women Who Changed Soccer一書中寫到了美國女足比賽時節(jié)省成本的做法：一些球員的隊服是男隊的舊衣服，在海外訓練時每天只能拿到15美元的津貼。直到2007年，女足世界杯才正式設立獎金。

*The National Team :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Women Who Changed Soccer*

女足近幾年逐漸吸引到了越來越多的觀眾、贊助與支持。然而對比2022年的卡塔爾世界杯，如今正在進行的2023女足世界杯仍然關注寥寥，許多人將男女足之間的差距歸因為男女比賽觀賞性的區(qū)別，但觀賞性果真如此重要嗎？足球狂熱是否更大程度上受到歷史敘事、公共記憶、傳奇故事、球星神話等文化因素決定？當女足為數(shù)不多的公共敘事都圍繞著男足展開時，我們該如何想象關于女足自身的敘事？

不看女足是因觀賞性低？

提及女足比賽上座率低、缺少關注度、女足運動員薪資待遇差等現(xiàn)象，大多數(shù)說法都會歸因于女子足球的觀賞性太差——“女足對抗性不夠”、“女足不激烈”、“男女先天生理差距注定女足不好看”——類似觀點在籃球、棒球、自由搏擊等運動中也并不少見。暫且不論“觀賞性”的定義是否被男子氣概壟斷，現(xiàn)行概念下的觀賞性真的是男女子運動發(fā)展失衡的原因嗎？觀賞性是否能決定人們?yōu)橐粓銮蛸愘I單？

相比于華麗的傳控足球，著名足球教練穆里尼奧熱衷的防守反擊戰(zhàn)術略顯質樸、保守甚至無聊，但也沒有妨礙國米、切爾西、羅馬等俱樂部在其帶領下受到眾多球迷追捧。2018年世界杯，法國和丹麥的小組賽，因勝負不影響雙方小組出線的結果，雙方都收力備戰(zhàn)淘汰賽，整場比賽相當無聊，但收視率未受影響。2019年，熱刺與利物浦的歐冠決賽也被詬病觀賞性很低，但沒有削減這場歐冠決賽的影響力。

蘇黎世大學今年7月初發(fā)表的一項研究發(fā)現(xiàn)，當球員的性別被模糊化，對男子和女子足球表現(xiàn)質量的判斷實際上是相似的，然而，當向研究對象透露球員的性別時，男子足球表現(xiàn)的評分明顯更高。這項研究表明：“我們的結果駁斥了女足需求低是因為女球員表現(xiàn)質量的假設?！?span>2021年，市場調研機構YouGov訪問了13個國家的2.5萬余名受訪者后發(fā)現(xiàn)，出于女性運動速度較慢、技術水平不高等“觀賞性”因素而不看球賽的占比非常小。公眾不關注女性運動的主要原因在于相關媒體報道較少，其次是不了解女性運動團體或運動員。

從媒體曝光來看，今年的女足世界杯只在Prada贊助時激起小小水花，之后體育報道很快就被梅西在國際邁阿密隊的首秀淹沒，2022年中國女足曾在亞洲杯奪冠，但體育頻道甚至沒有直播中國隊對戰(zhàn)日本的半決賽。美國南加州大學和普渡大學的學者在研究中也發(fā)現(xiàn)，2019年，電視、流媒體或社交媒體上的超八成運動報道都與男性有關，女性運動相關報道不足6%；在美國ESPN體育中心電視節(jié)目和洛杉磯當?shù)厝箅娨暸_中，關于男性運動的報道數(shù)量遠遠超過女性運動。

女足俱樂部和運動員更加不為人所知。請仔細回憶，你可以叫出幾個女球星的名字？美國記者Kate Faga在《紐約時報》的評論文章里寫到，女性沒有體育英雄，而“男子體育的歷史是不間斷的神話創(chuàng)造，是通過這種方式創(chuàng)造動力。我們可以連接一個球員或教練的血統(tǒng)”。在男足領域，歷史傳承敘事相當常見，無論是馬拉多納與梅西的聯(lián)系，還是聯(lián)賽豪門的歷史故事。

走出學術研究，大眾文化中仍然很少看到關于女子足球的公共敘述。我們熟知上帝之手、荷蘭三劍客、“他不是一個人在戰(zhàn)斗”，但眾人皆知的足球梗在女足中幾乎不存在。盡管早在100年前，英國的女足球賽就可以吸引五萬球迷來現(xiàn)場觀看了，終止這一歷史的，是英國足協(xié)以“該運動不適合女性”為由禁止了女性踢球。

打造球星，建立追隨者和球迷群體是足球建立體育神話的重要一環(huán)，球迷們共享著一套集體記憶，無論是歷史敘事、傳奇故事，還是球星神話。當球迷對足球大事件如數(shù)家珍、共同憶往昔之時，足球文化一方面成為了集體信仰，一方面同每個人的生命史交織出獨特的關聯(lián)。然而，誰的故事得到敘述、認可和紀念，誰的故事不被言說，背后則是社會文化發(fā)揮著作用，絕非僅僅源自觀賞性的差別。

與男足緊密綁定的女足敘事

當下流行的女足公共敘述，要么無關專業(yè)能力，重點放在球員的外貌身材與私人生活，要么和男足緊密綁定、頻繁類比，很少提及女子足球自身的歷史與球隊間的競爭故事。比如英國前鋒弗蘭·柯比，讓她出名的不是在2021年女子歐冠的29場比賽里進了25個球，而是她被教練稱為“小梅西”。比如巴西后衛(wèi)瑪塔，被津津樂道的不是她作為世界杯歷史上進球數(shù)第一（包括男女）球員的傲人成績，而是貝利曾給她打過電話表達贊美，自此她被稱為“穿裙子的貝利”，2005年，瑞典一部關于她的紀錄片也命名為《貝利的表妹》（Pelés kusin）。

官方名稱里有“世界杯”（FIFA World Cup）與“女足世界杯”（FIFA Women’s World Cup）兩個概念，但實際上，女足不僅被認為重要性次于男足，甚至不被看作足球的正常范疇。C羅在2021年為葡萄牙打進第111個球時，他被媒體譽為“國際足壇進球數(shù)最高的球員”，但實際上，曾經(jīng)有7位女球員的進球數(shù)都要高于他的記錄。當梅西帶領阿根廷男隊贏得卡塔爾世界杯后，國際足聯(lián)在介紹他的文章里說：“梅西是唯一一位在十幾歲、二十幾歲和三十幾歲都在世界杯上進球的球員。”然而在女足運動員中，至少瑪塔和米婭·哈姆都做到了這一點。國際足聯(lián)還宣布“梅西是世界杯歷史上出場時間最多的球員：2314分鐘”，但卻少有人記得，退役美國女足隊長克里斯汀·莉莉在世界杯比賽中的出場時間是2536分鐘。

瑪塔，美國納什維爾，2023SheBelieves Cup女足邀請賽，加拿大2-0巴西。

在無處不在的類比話語中，女足自身創(chuàng)造的歷史時刻不斷被男足構建、塑造、覆蓋。2015年英格蘭獲得女足世界杯季軍時，媒體追憶并對比的是英格蘭男足在1966年奪得世界杯冠軍，而不是英格蘭女足自身的歷史戰(zhàn)績——她們曾在2009歐洲杯拿到亞軍。今年網(wǎng)絡流傳甚廣的法國女足宣傳片，前半部分是姆巴佩、格列茲曼、吉魯?shù)饶凶忧蛐堑木仕查g，后半部分突然反轉，告訴觀眾實際上只是AI換臉成男足球員，畫面上其實是法國女足的比賽片段。雖然這支視頻在性別觀念上已經(jīng)有所進步——甚至在虎撲評論區(qū)被一些網(wǎng)友指控為“男女對立”——但它的潛臺詞仍然停留在：女球員夠得上男性標準了。

與之對應的是女足“男子化”的說法。很多新聞報道都使用了“男子化”來指代比賽強度、力量和節(jié)奏的提升，無論是“世界女足明顯提速，女足‘男子化’特征日趨明顯”，還是“更高更快更強，中國女足男子化之路”等等。實際上，中國女足也走過一段所謂“男子化”的路：女足曾在1996年奧運會和1999年世界杯上連獲亞軍，一度引導世界女足技術潮流，而在2011年后，教練李霄鵬明確提出“女足走男子化路線”的理念，成績卻并不盡人意，后來才慢慢改變策略，根據(jù)現(xiàn)有球員特點主抓速度、靈活性以及隊員之間的配合，使傳球更富有創(chuàng)造力和觀賞性。球員孫雯一直反對片面追求力量和對抗的“男子化”，她認為，無論男足還是女足都離不開自身特點。

尾聲：女足自己的故事在哪里？

英格蘭女足球員露西·布龍澤曾在媒體采訪中說：“我們沒有在把自己和男足比較，我們想要走出自己的路。”她希望人們停止將女子運動的成就與男子類比，并認為這對女足是有害的。女足的發(fā)展在多大程度上需要借男足來取得關注？女足的目標是要模仿男足、追上男足，還是構建出自身的道路？

烏拉圭作家愛德華多·加萊亞諾曾對男足做出這樣的評價：“今天的足球已簡化為一種職業(yè)，屈服于收益法則，沒有了游戲的玩樂。”如果說男足已深深地同政治、資本纏繞，“金元足球”與歐洲霸權之間彼此加速影響，對比之下，女足仍然以體育競技為中心。賽事的犯規(guī)更少，假摔、假動作很少出現(xiàn)，比賽節(jié)奏相對更快，足球裁判雅妮·弗蘭普頓曾指出，巨額獎金的誘惑和膨脹的自我是男足隊員在場上更多犯規(guī)的主要原因。

此外，女足賽場也更具包容度，暴力、辱罵和偏見較少出現(xiàn)，沒有男子比賽中的“足球流氓”困擾。

在脫離單一的民族國家敘事方面，女子足球或許也有更多自由的可能。匹茲堡大學政治學系丁悅教授曾觀察到，卡塔爾世界杯法國和摩洛哥在世界杯交戰(zhàn)時，人們會討論這是第一個在半決賽交鋒的前殖民國和被殖民國，她比較了2011年和2015年兩屆女足世界杯的決賽，美國和日本的對決并沒有引發(fā)類似的評論。她猜測，我們對帝國的想象都是男性的，而不是女性的？女足是否能在性別成見的背面探索出更自由的空隙？是否有潛力讓足球與民族主義的捆綁有松動的可能？

《衛(wèi)報》體育記者蘇珊娜·瓦克在A Woman’s Game中試圖構建女子足球自身的歷史與敘事，這份歷史關乎公正、包容與反抗。她將1894年英國女子足球俱樂部創(chuàng)始人內(nèi)蒂·霍尼伯爾，和如今的美國女足隊長梅根·拉皮諾埃連接進同一條歷史脈絡——霍尼伯爾曾抗議女運動員穿裙子的規(guī)則，參與了中性服裝運動，并在創(chuàng)建足球俱樂部時將其作為挑戰(zhàn)舊有性別觀念的行動；梅根·拉皮諾埃則公開批評國際足聯(lián)不夠尊重女足，并在特朗普任期內(nèi)拒絕進入白宮，為抗議特朗普針對少數(shù)族裔與群體的政策不唱國歌。2019年3月8日，美國國家女子足球隊28名球員以性別歧視為由將美國足協(xié)告上法庭，并根據(jù)《同工同酬法》向足協(xié)索賠6600萬美元。正如瓦克在書中所說，像女人一樣踢足球，或許世界會變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