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期主持人 | 潘文捷
春節(jié)拜年活動終于告一段落。你喜歡拜年嗎？面對親戚朋友，有的人覺得快樂興奮；有的人感到無話可說，認為拜年是一種負擔；也有的人在日漸年長的親人身上看見了自己。
親戚朋友是世界上最高級的“情報機關”。他們有的給你擊潰靈魂的直球：“小朋友期末排名第幾？”“交女朋友了嗎，怎么不帶回來看看？”；有的是暗藏玄機的套話大師：“在外工作不容易，你上班是坐公交還是開車啊？”當然，反過來說，春節(jié)拜年也是非常高效的信息交換場所，在泄露我方情報的同時，我也能搞明白哪家的女兒發(fā)達了、哪家的兒子被甩了、誰對父母不孝令鄰里街坊唾棄、誰和誰的關系只是表面笑嘻嘻——雖然當事人或許并不希望我們知道這些。
當然，很多時候并不是我們不愿意交換信息，只是想到半生不熟的人會用自己的價值觀來評判我們，難免感到有些不爽。比如有人就認為只有生越來越多的孩子才會幸福，有的親戚因為自己賺錢不少就以金錢作為衡量其他人能力的唯一準繩。對于價值觀的沖突，鮮少有人愿意再去辯論和反駁，大多數會采取策略進行躲避。
在實踐中，我發(fā)現了幾種避免尷尬的拜年策略。有一種是個人代表法。因為家里其他幾個人實在是和這個親戚家不熟或不愿登門，于是就派出真正有血緣關系的親屬去拜年?！皼]辦法，他要加班啦”、“和同學出去玩了”之類的話大家都聽到過，自己也用過，也許加班是真的，“不能登門，極其遺憾，下次一定”之類的說法聽聽就好。
還有一種是一哄而上拜年法。也就是一大家子人成群結隊，十幾個人一擁而上進行拜年。我在外婆家遇到了這種拜年法。比較生疏但不能不來的一家人攜兒女及孫輩一下子涌進門，旋風般來了又去，面對這樣龐大的人口，寒暄的話來不及說兩句，招待客人的棗茶也還來不及端上，外婆只能忙著給小輩們塞紅包。
多拿紅包，少聽啰嗦，成為了理想的春節(jié)成就。仔細想來，其中也不免有一些令人傷感的成分。
紅包與串門
徐魯青：拜年是收紅包的好時候啊。齊美爾在《貨幣哲學》里說，貨幣形式的禮物會拉遠贈予者的關系，讓他們變得疏離，金錢也不可能成為“人際關系合格的中介”——他的話完全可以用拜年送的紅包反駁。拜年時親戚往我兜里塞紅包，旁邊的父母總會出場推拉阻攔，兩方撕扯時間越長，越能展現雙方的禮數，情誼越深。在鄉(xiāng)下，送紅包經常升級為一番形式上的打斗表演，人們互相追著滿院子跑，一個紅包推回去又塞過來，紅彤彤的紙看起來是真燙手，我在旁邊也是真不知所措。
這幾年已經很少有人給我紅包了，好不容易收到一個，推脫“這么大了收紅包不像樣”，對面的禮數就說“還是小孩子”。從“還沒工作就是小孩子”變成了“還沒結婚就是小孩子”，我還是一樣地不知所措。
紅包也以賽博形態(tài)繼續(xù)聯絡一段又一段關系、一個又一個群聊，“搶”這個動詞總讓我想到親戚間的打斗式紅包贈送，這算是另一種電子拜年嗎？數字貨幣來來去去，最后總是沒多失去什么，沒多獲得什么，但卻用齊美爾不屑的貨幣，到處拜了拜禮輕情誼重的年。
尹清露：我家親戚多，往年是初一進行文捷說的“一哄而上拜年法”，初二在姥姥家吃飯，初三初四轉戰(zhàn)別家——總之是同一撥人聚好幾次。后來都覺得太累，改良成為只去姥姥家，今年大家都忙，有人還陽著，也不方便見老人，連最后這道儀式也省了。如果我還是高中生，肯定會為此歡呼雀躍，但現在少了喧鬧又很落寞——為什么兒時不屑一顧的東西現在卻視若珍寶呢？。有些親戚正是因為只在過年時出現，才能帶來“年味兒”吧（何況他們通常都穿紅戴綠），前兩天舅舅和舅媽登門拜訪，我弟甚至感嘆說：“哇，見到你們可算像是過年了?！?/p>
串門拜年對我來說，像是來到和平日生活截然不同的空間，而這個空間充滿了喜氣和善意（無論平時親戚們互相多么看不順眼）。我喜歡穿著父母輩眼中象征乖乖女的新衣，一群人在車里擠作一團，上車再下車，在別人家吃橘子瓜子看春晚重播，電視機前擺滿花鳥市場買來的盆栽。它也帶來一種庇護的感覺，所以小時候“叛逃”出家庭聚會，和朋友在商場閑逛也是輕松愜意的，直到長大以后，壓歲錢伴隨著這層庇護之感逐漸消失，過年的含義也就變了。
董子琪：想問什么樣的新衣是乖乖女式的呢（笑？）
潘文捷：清露有時會穿黑色裘皮之類炫酷的衣服，大佬氣息濃厚。猜測乖乖女式是那種看起來溫良恭儉讓的吧。
場面話和家長里短
潘文捷：社會學者楊華在《陌生的熟人：理解21世紀鄉(xiāng)土中國》一書中談到，中國農村正在從熟人社會向半熟人社會轉變?！白约喝恕钡姆秶粩辔s，從家族到聯合家庭，最后壓縮為個體家庭，血親的規(guī)則只能運用于家庭內部。這意味著家族里較遠血緣的人們逐漸不被當成“自己人”?？梢浴爱斨妗闭f你不是的人群范圍在逐漸縮小，但“背地里”說的可能性還在增加。楊華看到，背地里談論的話題也越發(fā)接近個體家庭的私生活，也就是說，討論你家事情的時候，除非有家庭（聯合或直系）成員在場，使話題無法延伸至其家庭，其余任何人在場都可以使話題接續(xù)，五服成員、堂兄弟家庭成員都不再是信息、情報的透露人，而是在背地里談你家里事情的暢所欲言者。
這樣看來，很多長輩在拜年時當面問你的事情的時候，雖然有冒犯隱私的嫌疑，但或許還是在把你看作“自己人”，是在“當面說”；而很多年輕人會覺得反感和尷尬，他們覺得自己的事情，比如考試分數，自己爸媽知道就行了，為什么要搞得所有親戚朋友都知道？這也表明了“自己人”范圍的萎縮。不過有趣的是，拜年時不少人會樂于參加當事人不在場的吐槽，這種“背地里”說，反而也在某種程度上增加了親戚之間的感情。
尹清露：我覺得不如把“尷尬”視作一件值得觀察的樂事。由于生活經驗不同，兩輩人之間總歸是有代溝的，誰也不能指望跟多年不見的親戚有什么心靈溝通，真要那樣反而可怕吧。每逢拜年，不太熟的親戚們在客廳說說場面話，熟絡一些的就私下在房間里吐槽家長里短，邊說邊向你投來意味深長的眼神，念叨著“家家有本難念的經，你以后就懂了”。我在想，對于年輕人來說，家長里短可能是相對缺失的，但它們的確構成了老一輩的生活經驗，以及他們的人生敘事，而這些敘事也很重要和珍貴。
曾經離家，躊躇滿志
林子人：今年過年我們沒怎么走親戚，只有部分親戚在一起聚了餐。有意思的是，我終于意識到，親戚聚會的談話焦點其實總是年紀最小的孩子和年輕人：我表哥、表姐家的兩個孩子吸引了席上所有成年人的愛憐注意力；表妹在攻讀博士學位，即將成為整個家族學歷最高的人，這一點得到了全家人的認可與贊美，但長輩們仍然要耳提面命她別只顧著讀書（我爸起哄：“明年領個男朋友回來！”），眼看表妹都要把臉埋進碗里了，我趕緊幫她岔開話題。
大多數時間還是和爸媽在一起。其實如今和爸媽一起時，雙方已經很有默契地盡量避開需要闡述個人觀點的嚴肅對話或讓人不適的艱難話題了，因生活經歷、見識眼界的差別，兩代人的所思所想已漸行漸遠，雖然都沒有明言，但爸媽應該和我一樣已經接受了這一點。
這也并不意味著我們不再深愛、關心彼此。假期里每天被我爸敦促著去練習開車，雖然我抱怨說自己就像一個被按頭寫寒假作業(yè)的小學生，其實還是愿意的。在車中的這段時間成為了我和我爸這些年難得的獨處時光，我開著車經過一條又一條填滿了我青少年時代經歷的道路，我爸不再嚷嚷那些讓我受不了的“男性說教”，而是回憶起他自己的青年時代，細數他記憶中的那些我已不知道或只有模糊印象的城市往事。這些回憶，這些平靜的、不被其他事打斷的交談，有一種暖融融的質感，輕撫我們的心。
另外，我也在暗自忖度，我爸如此殷切地教我開車，是不是也因為他重新找回了曾經被女兒全心全意仰賴的時光呢？我是不是也在借機卸下成年人的面具，重新做回一個嬌憨的小姑娘呢？寫到這里，我不禁落下幾滴眼淚。如今回家的感受是如此復雜，既溫暖又傷感，既叫囂著“不如歸去”又敦促我勇往直前，這是多年前躊躇滿志地離家的自己完全沒想到的。
董子琪：今年仍舊是在上海過年，從過去幾年想要與故土一拍兩散終于變成了對家鄉(xiāng)連根拔起，連同年節(jié)的儀式，童年的日程安排都被掃蕩得干干凈凈。如果說上海過年與蚌埠過年有什么不同，我想應該是自我的完整度不同。在家鄉(xiāng)那是一個從小長到大的女孩，她有她的學校、期末考試成績單還有被理解的性格、邋遢的習慣，而這里的是相對凝固在妻子、兒媳與母親身份里的成年女子。她有很多功能，但沒有過去，她需要讓這些已成的身份結冰，凍成一個本來如此的樣子。過年的許多問候都是通過視頻電話完成的，我暗自嘲諷視頻拜年，透過鏡頭，我們彼此看見，也隔絕了對方的氣息、聲音與環(huán)境，這是交流也是阻塞，是祝福也是對見不著面的安撫——今后可以更久不見面了。
上一次回家不是過年而是奔喪。在奶奶的葬禮上，我重新看見我和哥哥生著一樣的眼珠，一樣的少年白，一樣手指骨骼的輪廓。法國作家安妮·埃爾諾寫，她在母親的葬禮上羞于看見與自己長得相似的親人，而我想，人的面孔的相似在悲傷或歡樂時最有體現。葬禮和過年都是生命的周期，一種告別的儀式。那也是我這些年最接近回家過年的時刻。
我把奶奶的離去與慶祝新年這兩種情緒完全不同的事件并置，是因為我一想到奶奶，就會想到她很愛聽年三十午夜的鞭炮，熱衷于延續(xù)山東老家的習慣——年夜飯蒸上各種彩色動物饅頭，也會想到爺爺最后的落寞——那是由于一個怎么都燃放不起來的炮仗，我們站在露臺上，看著鞭炮燃起來了，等了許久卻驀地滅了，悄然無聲，爺爺靠近檢查，臉色鐵青，那是個不好的預兆吧？
我反思自己對情感的計較、對生命周期節(jié)慶的吝嗇，重新思考回家這件事，回家是倒退到貧瘠與一無所有嗎？是一個狹窄的選項嗎？我怎么覺得回家預示著無比闊大的方向，在親戚身上我可以看到自己想要逃避但是終將面對的宿命，而家庭經驗閃著光耀與美好的部分，也是人類良好生活的體現。若你也如此用力地斬斷與土地的聯系，可能也會生出葬禮與過年有關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