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潘文捷

編輯 | 黃月

“有人說故宮就是紫禁城，有人說故宮是博物院，有人說故宮是古建筑，但我認為博物院、古建筑、文物以及故宮的文獻檔案并不是各自割裂的，故宮是一個文化整體。” 《太和充滿——鄭欣淼說故宮》的作者、曾擔任故宮博物院院長的鄭欣淼談到。在主題為“故宮與文化遺產(chǎn)”的新書發(fā)布會上，鄭欣淼和單霽翔兩任故宮博物院院長進行了一場對談。

作為在任十年的故宮博物院院長，鄭欣淼在《太和充滿》中講述了故宮承載的歷史與文化。在任期間，鄭欣淼曾經(jīng)開啟故宮大修，并且進行了長達7年的文物清理，首次摸清故宮180余萬件國寶的“家底”。在活動中，他談及了自己對“清宮沒有不是文物的”的整體認識如何在摸清家底的過程中起到作用，也提到了故宮作為文化整體的同時如何在歷史中不斷變化，這變化又如何折射出了時代特點。

故宮見證歷史變遷而非一成不變

“明清故宮是中國歷史上按照傳統(tǒng)《考工記》對宮殿的規(guī)定而建造的最完整的宮殿，可以說是最符合古代人希望和想象的宮殿。”鄭欣淼說，其中的規(guī)制就包括了前朝后寢、左祖右社，即宮殿的前半部分是天子上朝和舉辦大典的地方，在前朝的后面則是天子和妃子居住的地方；宮殿的左邊是祖廟，是天子祭拜祖先的地方；宮殿的右邊是社禝，太子在此祭祀土地神、糧食神等。但是宮殿并不是一成不變的，鄭欣淼告訴現(xiàn)場觀眾，清代保留了明代宮殿的基本規(guī)制，也進行了不少改變，比如有了更多的花園和戲臺。

故宮是一個神佛的世界，而明清時期故宮里建造的不同建筑，則反映出神佛觀念的變化。鄭欣淼還談到，故宮的建筑不僅涉及到中國的佛教、道教，甚至還有民間宗教。雍正時期就在西北角建立了城隍廟，里面的牛頭馬面直到文革時期還存在著。由于當時的交通主要依靠馬匹，所以乾隆皇帝還建造了馬神廟。明代對道教比較重視，宮中現(xiàn)存兩大道場欽安殿和玄穹寶殿就是明代遺構(gòu)；到清代以后，藏傳佛教的佛堂相當多?，F(xiàn)在保留完整的藏傳佛教佛堂有30個，也正因如此，故宮的藏傳佛教研究在國內(nèi)和國際上都是有特點和有地位的。

故宮不僅見證了明清的變遷，也見證了明末清初這個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十分特殊的時代。故宮里設(shè)有鐘表館，里面有一些非常精美的西洋鐘，它們就是交流的物證。鄭欣淼說，從明朝末年開始，傳教士就用這些鐘表打開了紫禁城的大門。但文化交流不止于此，來華傳教士中有很多人掌握著豐富的知識，并且造詣相當高超，他們在歷法、繪畫、音樂、數(shù)學、建筑、外交等方面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即使是在儀器方面，鐘表也只是一個方面，傳教士還帶來了其他的科學儀器。舉例來說，康熙皇帝就重用西方傳教士，讓他們培養(yǎng)測繪人員，并且購買西方國家的地理測繪儀器，對全中國開展經(jīng)緯度測量，制作了全國性的精確地圖《皇輿全覽圖》。但在鄭欣淼看來，很可惜的是，康熙皇帝喜歡科學技術(shù)只是個人愛好，雖然當時出了幾套書整理中西數(shù)理方面的科技知識，并收錄在《四庫全書》里，但他并沒有把這些技術(shù)推廣開來。

耗時七年數(shù)清故宮文物

長達7年的文物清理是鄭欣淼在任時影響很大的一項工作。在活動現(xiàn)場他談到，故宮共經(jīng)歷過六次文物清查。第一次始于1924年底，由于那時候還沒有文物的概念，所以稱為清宮物品檢查，這次清查奠定了故宮博物院成立的基礎(chǔ)；第二次是1933年5月開始，因為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fā)，東北淪陷，故宮博物院首任院長易培基提議把文物南遷到上海。鄭欣淼稱，當時有人認為易培基盜寶，導致他后來辭職。新任院長馬衡認為，文物應該要一件一件地清，故帶領(lǐng)故宮駐滬辦事處對在上海的一萬三千多箱文物進行了清查。“做得很詳細，而且對有些文物進行了重量、樣子的描繪，”有一些還鑒定了真假。鄭欣淼認為，馬衡的了不起之處還在于，在盧溝橋事變后，他讓南遷的文物又分三路西遷，走不同線路分別抵達四川、重慶、陜西，“具體的存放地點都是馬院長找的。”

故宮的第三次文物清查是在文革后期；第四次是上世紀90年代末故宮地庫修建完成后進行的；第五次文物清查則是鄭欣淼擔任院長之后進行的，持續(xù)了七年時間。在鄭欣淼看來，他在這次清查中解決的最關(guān)鍵問題在于對文物的定義。他認為，“清宮沒有不是文物的”。舉例來說，故宮有一萬多本唱戲的戲本、各種戲服和道具。在過去，戲服算是文物，可是頭上戴的、腳上穿的都不算文物，但在他的定義里，這些對于戲劇研究來說都很重要，所以都是文物。過去乾隆寫的字連文物資料都算不上，這讓他感慨：“很多東西要是在其他博物館都是一級品，可是當時在我們這兒都不算文物。”

對鄭欣淼來說，在故宮即使不值錢的東西，也都是寶貝。在活動現(xiàn)場，他也舉了幾個例子：太和殿前的廣場兩邊，有幾道白色的線，看起來平平無奇，其實那是故宮舉行大典時文武百官站列序列的位置圖。又例如，很有名的軍機處里的桌子由榆木制成，看起來并不值錢，但背后有著深刻的文化寓意——封建時代的等級觀念意味著臣子不能和皇帝使用一樣材質(zhì)的木頭，“故宮里看似很尋常的物品，可能就和一些觀念和典章制度聯(lián)系在一起。”

鄭欣淼任職期間的這一次文物清查可以說是“真正地摸清了家底”。在任職的不同階段，總有人問起他，故宮究竟有多少文物？鄭欣淼對此的回答有的時候是“九十多萬”，有的時候是“近一百多萬”，也正是因為還沒有摸清。

第六次文物清查則是在單霽翔任職期間進行的。單霽翔在活動現(xiàn)場感慨道：“鄭欣淼院長任職的時候不知道有多少文物，但2012年，我任職的第一天就知道有多少了。這都是鄭欣淼花七年的時間數(shù)出來的。”單霽翔談到，鄭欣淼當院長的十年是“故宮發(fā)展最好的十年”。不僅是因為對文物的清理，還因為鄭欣淼一上任就開始了為時18年的故宮整體維修保護工程，把其中1200個建筑都修建完整，面臨著人才、材料和體制方面的巨大挑戰(zhàn)。另一方面，“因為我們不收房租和水電費，當時很多外單位在故宮賴著不走”，都是鄭欣淼院長一家一家請出去的。所以單霽翔說：“鄭院長留給了我一個完整的故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