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林子人

編輯 | 黃月

公元前300年，托勒密一世在亞歷山大城建立了一座大圖書館，野心勃勃的埃及國王企圖將世界上所有的書盡數(shù)收進這座圖書館。從那時起，圖書收藏者和圖書管理員就一直沿襲這個夢想，它也成為了現(xiàn)代版本圖書館的核心理念——現(xiàn)代版本圖書館有權獲得在本國出版的每一本書。

圖書館不僅是書籍的匯聚之所，也是思想的匯聚之所。幾乎從圖書館誕生伊始，誰有權利進入圖書館、哪些書能夠在圖書館保留下來就成為事關圖書館存亡的重要問題。不同的時代給出了不同的答案，其決定因素包括戰(zhàn)爭動亂、政治博弈、信仰分歧、翻譯失誤、保存不當、知識迭代等等，就這樣，圖書館的歷史也與人類社會的發(fā)展進程交織在了一起。在這個世界讀書日，界面文化（ID: Booksandfun）挑選了五本圖書館主題書籍，與各位讀者分享這一世界上最古老的公共場所的內部運作機制，以及它罕為人知的動人往事。

《巴黎圖書館》

用一句話概括《巴黎圖書館》：這是一部根據(jù)真實事件改編的長篇小說，講述的是一群勇敢的圖書管理員，在二戰(zhàn)期間和戰(zhàn)后的巴黎，如何在納粹的重重限制、監(jiān)視和匿名舉報下堅持運營一家圖書館的故事。2010年，美國作家珍妮特·斯凱斯林·查爾斯在巴黎亞美利加圖書館擔任項目經(jīng)理，結識了兩位對這座圖書館歷史了若指掌的同事，從他們那里得知了這座圖書館在二戰(zhàn)期間如何堅持維持開放，為前線士兵和不被允許進館的猶太讀者送書的往事。查爾斯被這個充滿了勇氣、堅韌和淚水的故事深深打動，她花了數(shù)年時間研究圖書館檔案、采訪當事人，創(chuàng)作了這部作品。在作者手記的最后一段話里，她點明了這部小說的意義：

“一位朋友說，在閱讀以二戰(zhàn)為背景的故事時人們會捫心自問，如果重新回到那個時代，你會怎么做。我認為一個更好的問題是，把視角移到現(xiàn)在，問問自己現(xiàn)在能做些什么，讓每個人都能去圖書館，都擁有學習的權利。我們還要問自己，該怎樣給人們尊嚴，該怎樣保持自己的憐憫之心?！?/p>

由于本書的主角之一是一位圖書管理員，我們得以通過她的視角了解到圖書館內部運作的一些行業(yè)知識，比如圖書館藏書的編碼是根據(jù)杜威十進制圖書分類法得出的——這一分類系統(tǒng)由美國圖書館專家杜威在1873年創(chuàng)立，用十個類別，根據(jù)不同主題歸納整理圖書館藏書。所有事物都能從這一分類系統(tǒng)中找到對應的數(shù)字，比如“636.8”是“貓”、“636.7”是“狗”。與此同時，作者也借圖書館工作者之口道出了一些對圖書館和閱讀意義最深情的敘述，比如這句：

“圖書館是一座城市的肺臟，書籍就是人們呼吸的新鮮空氣。它讓我們的心臟持續(xù)跳動，讓我們的頭腦充滿想象，讓我們永葆希望之光。有了這座圖書館，讀者才能了解外面的信息，才能聚在一起從社群中汲取力量。”

《親愛的圖書館》

在這部紀實作品中，故事從1986年洛杉磯中央圖書館的一起縱火懸案展開：1986年4月29日太平洋時區(qū)上午10點左右，該圖書館突然起火，大火連續(xù)燒了七個小時，火勢之大讓洛杉磯全市消防員傾巢而出。一共有40萬冊圖書在大火中被燒毀，另外還有70萬冊圖書被煙或水嚴重損壞，這是美國歷史上損失最大的公共圖書館事故。

縱火人是誰？洛杉磯中央圖書館對當?shù)鼐用駚碚f具有怎樣的意義？作者蘇珊·奧爾琳鋪陳了三條線索——洛杉磯城市史、圖書館的歷史和嫌犯的個人史——每一條都引人入勝，它們之間的相互影響亦令人動容，比如美國公共圖書館系統(tǒng)的完善還見證了美國女性主義的發(fā)展，嫌犯的最終命運和80年代艾滋病在洛杉磯的爆發(fā)息息相關。

通過這本書，我們可以深入圖書館平靜表面后的龐大復雜體系，了解到優(yōu)質的公共圖書館能如何提升市民的文化生活。得益于管理人員的遠見和努力，洛杉磯公共圖書館系統(tǒng)早在1933年就已經(jīng)是全美流通書籍數(shù)量最多的圖書館，當時洛杉磯是美國第五大城市。圖書館的咨詢服務從1930年代起就成為最受讀者歡迎的服務項目，他們向館員提出的問題千奇百怪（比如“羅密歐具體長什么樣”、“1929年美國的產(chǎn)奶總量”或“眼睛虹膜上是否能感知不朽”），在一個沒有谷歌的時代，圖書館咨詢臺或許是人們在學校之外能依賴的最重要信息窗口。公共圖書館的作用還不止于出借藏書和回答讀者問題，它還是無家可歸者的社區(qū)中心，這里允許他們使用電腦和網(wǎng)絡、閱讀和閑逛，除非他們有任何過分的舉止。

而在不遠的未來，圖書館或許將成為信息與知識的交換中心。作者援引美國的數(shù)據(jù)指出，雖然圖書館堪稱歷史最悠久、最老派的公共場所之一，但它在30歲以下的人群中卻越來越受歡迎。盡管年輕人是在一個充斥著網(wǎng)絡信息和電子書的時代長大的，但約2/3的年輕人認為，圖書館里有些重要資料是互聯(lián)網(wǎng)上找不到的，而且圖書館為習慣遠程辦公的年輕人提供了最早出現(xiàn)且完全免費的共享辦公空間。

《親愛的圖書館》會是一部閱讀愛好者都會喜歡的作品，因為作者字里行間透露出的對書籍的熱愛能引起所有愛書之人的共鳴，“世界上所有的謬誤，似乎都被圖書館那簡單到不言而喻的承諾所征服：這是我的故事，請對我說；我在這里，請告訴我你的故事?！?/p>

《廷巴克圖》

廷巴克圖（Timbuktu）始建于公元11世紀，是西非馬里歷史最悠久的古城，現(xiàn)通行的名稱為通布圖（Tombouctou）。中世紀最偉大的伊斯蘭旅行家伊本·白圖泰在14世紀上半葉就到訪過廷巴克圖，16世紀，另一位伊斯蘭旅行家哈?！つ潞蹦隆ね哔潯ぴ鷣喬嵋苍谧约旱挠斡浿刑峒巴涂藞D。他們都注意到了以廷巴克圖為中心的盛極一時的手稿創(chuàng)作與書籍收藏文化——當歐洲仍在黑暗的中世紀時，知識與理性的火苗就已在撒哈拉以南的地區(qū)熊熊燃起。1591年，摩洛哥征服廷巴克圖，手稿創(chuàng)作與書籍收藏的文化被迫轉為地下活動，但18世紀時又得以興盛繁榮，只是在法國長達70年的殖民統(tǒng)治下再次銷聲匿跡。

1964年，即馬里脫離法國殖民統(tǒng)治的第四年，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決定在廷巴克圖建立一個收藏中心兼研究院，恢復該地區(qū)寶貴的文化遺產(chǎn)，并向世人證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亦曾是重要的知識中心。教科文組織委任德高望重的當?shù)刂R分子滿瑪·海達拉主持研究工作，之后他的孫子阿卜杜勒·卡迪爾·海達拉繼承了這一使命，收集和研究散落各處的珍貴手稿。

焚毀書籍、破壞收藏機構是所有戰(zhàn)爭手段中最具有象征意義的：它消滅的不是人的肉體，而是人的精神以及文化存續(xù)。在其漫長的歷史中，廷巴克圖對書籍破壞和文脈中斷并不陌生——伊斯蘭文化向來具有兩股針鋒相對的意識形態(tài)，一股開放包容，另一股僵化暴力。2012年，廷巴克圖再一次面臨威脅。“伊斯蘭馬格里布基地組織”占領了馬里北部地區(qū)，宣誓要對任何挑戰(zhàn)“純粹伊斯蘭社會”愿景的人與物發(fā)起圣戰(zhàn)，其中就包括廷巴克圖收藏的精美手稿（內容包括邏輯學、占星學、醫(yī)學、音樂與詩歌）。

為了拯救這批珍貴的古手稿收藏免遭“圣戰(zhàn)分子”的破壞，海達拉再次踏上冒險之旅，穿越馬里的沙漠，將它們從恐怖組織的眼皮子地下偷運出廷巴克圖，成功拯救了這批價值連城的文物。書中對這段經(jīng)歷的描述堪稱驚心動魄。這個真實事件亦在提醒我們，盡管狹隘、不寬容和思想鎮(zhèn)壓總在歷史的陰暗處伺機而動，但人類對文明、理性和自由的追求是永遠無法磨滅的。

《火種：人類文明的最初成果如何在七個城市之間傳承》

在本書中，作者維奧萊特·莫勒關注西方科學史中的三部巨作——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托勒密的《天文學大成》以及古羅馬名醫(yī)蓋倫的醫(yī)學作品集——是如何跨越時間長河流傳到今日的。在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知識接力中，七座城市（亞歷山大城、巴格達、科爾多瓦、托萊多、薩勒諾、巴勒莫、威尼斯）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在這些城市幾十代人的抄寫、翻譯、傳播、接力下，創(chuàng)作于遙遠古代的作品從戰(zhàn)亂、政治博弈、信仰分歧、翻譯失誤、保存不當造成的重重困難中存活到了印刷術發(fā)明的時代，從此發(fā)揚光大，推動了現(xiàn)代科學的誕生。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科學的發(fā)展離不開伊斯蘭文明的貢獻，阿拔斯王朝早期的三位哈里發(fā)對此厥功至偉：阿拔斯王朝的第二位統(tǒng)治者曼蘇爾（al-Mansur，714-775年）定都巴格達，鼓勵和資助學術研究（該城處于水路和陸路貿(mào)易網(wǎng)絡中心的優(yōu)越地理位置毫無疑問也有助于跨文化交流）；他的孫子哈倫·拉希德（Harun al-Rashid，763-809年）同樣也是學術研究的熱情支持者；哈倫的兒子馬蒙（al-Ma’mun，786-833年）則是所有阿拔斯王朝的統(tǒng)治者中對科學興趣最濃厚的哈里發(fā)，他重建了父親的智慧宮，推動巴格達成為當時最重要的知識中心，智慧宮圖書館到9世紀中葉已是世界上藏書量最大的圖書館。

那是伊斯蘭文明的黃金時代。宗教教義還未給穆斯林的思想套上保守排外的枷鎖，相反，科學與信仰和諧發(fā)展，“對宗教真理的追求不僅促進了在廣泛的哲學層面的理性探尋，而且要求回應具體的實際的需求?！敝R從四面八方以各種語言流入巴格達，而巴格達人來者不拒，即使是那些遭遇拜占庭當局迫害的異端基督徒，亦能在這座城市里繼續(xù)教授和研究希臘神學、哲學、醫(yī)學和天文學。曼蘇爾曾親自寫信給拜占庭皇帝，請求對方提供書籍。拜占庭立刻送來了一箱科學書籍，其中就包括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在接下來的幾十年里，學者們將其翻譯成阿拉伯語，并進一步拓展了數(shù)學研究。莫勒指出，中世紀阿拉伯科學廣泛涉獵天文學、占星學、哲學、數(shù)學和地理學，在她看來，這些古巴格達學者在文藝復興幾個世紀前就預示了它的到來。

《消失的圖書館》

在《消失的圖書館》中，作者葉錦鴻介紹了多座湮沒在歷史中的圖書館，其中包括二戰(zhàn)期間被焚毀的商務印書館旗下東方圖書館，這也被認為是中國近代圖書館事業(yè)史上的一個大災難。1897年，商務印書館創(chuàng)辦于上海，早年出版圖書質量不佳銷路有限，陷入虧本經(jīng)營的境地。為了提高圖書出版質量，為編輯提供圖書資料，商務印書館于1904年設立編譯所圖書資料室，開始廣泛收集國內藏家散出的古籍善本，以及日本、歐美各國新書。1909年，圖書資料室被命名為“涵芬樓”，取“善本書香，知識芬芳”之意，同年，商務印書館成立專門的圖書館部門，并聘請版本目錄學大師繆荃孫的弟子孫毓修管理。由于收藏豐富，且為編輯人員提供了良好的閱讀學習環(huán)境，“涵芬樓”名揚當時的中國出版界。1916年，茅盾進入商務印書館，他的理由是：“在此不為利不為名，只貪圖涵芬樓藏書豐富，中外古今齊全，借此可讀點書而已?！?/p>

1922年，商務印書館成立圖書館委員會，以14萬元購入出版社大樓馬路對面的空地，建造了一座五層高的西洋式建筑，定名東方圖書館。1924年，位于寶山路的東方圖書館建成，是當時上海華界最高的建筑，也是當時上海的重要文化地標。至1926年5月2日東方圖書館正式對社會公眾開放，館藏已頗具規(guī)模，包括古籍4萬冊、地方志2641種（共2.5萬冊、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全套“本版圖書”、15世紀以前的西洋古籍以及多套完整的中外期刊等。

1932年1月29日上午，日軍轟炸機突襲上海，向商務印書館所在區(qū)域連續(xù)投彈，將印刷廠、編譯所、東方圖書館等設施全數(shù)炸毀，曾享有“亞洲第一圖書館”美譽的東方圖書館毀于一旦。葉錦泓指出，“一·二八”事變期間，日軍鎖定了上海的四個轟炸目標，除了上海自來水廠、上海發(fā)電廠和中國銀行以外，就是作為“中國文化大本營”的商務印書館。日本海軍將領鹽澤幸一曾表示，“炸毀閘北幾條街都不打緊，不出多長時間他們就會重建，只有炸毀了商務印書館，他們才會萬劫不復?！碧貏e值得注意的是，日軍轟炸商務印書館和轟炸其他地方不一樣，使用的是燃燒彈，轟炸次日還有日本人拿著火把來繼續(xù)焚燒，有記載稱紙灰在上海上空飄落數(shù)日不散。

1941年12月8日，日軍占領公共租界與法租界，第二日就又對商務印書館等五家書局進行地毯式搜查，凡是出現(xiàn)“蘇聯(lián)”“日本”“國難”等詞語的書籍，無論具體內容為何，一律抄沒。商務印書館再遭重創(chuàng)，多達462萬冊圖書被日本當局沒收。1953年，商務印書館將涵芬樓僅存的“燼余”善本和東方圖書館藏書全部捐獻給了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后來這批圖書被收藏于北京圖書館（現(xiàn)國家圖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