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月21日，俄羅斯總統(tǒng)普京發(fā)表演說，對居于烏克蘭境內的俄羅斯人喊話，強調烏克蘭對俄羅斯“不僅僅是一個鄰國，而且是俄羅斯歷史、文化和精神領域不可分割的部分”。2月24日，普京再次發(fā)表全國講話，他已決定在頓巴斯開展一項“特別軍事行動”。

在普京的講話里，現(xiàn)代烏克蘭國家和領土的形成，是巨頭們對分離主義的民族主義者的安撫政策造成的。每一次安撫，都切割了部分俄羅斯人口和土地過去，而且在原沙皇俄國邊遠地區(qū)的“最狂熱的民族主義者的瘋狂理想”（普京原話）外，還呈上慷慨的禮物——賦予各加盟共和國無條件脫離統(tǒng)一國家的權利。蘇聯(lián)解體后，這成為留給俄羅斯的巨大恥辱。

簡言之，普京認為烏克蘭是民族斗爭造成的“縫合怪”，他要把屬于俄羅斯的拿回來。為什么說烏克蘭是縫合怪呢？普京演說里提到，1917年，列寧首先做了妥協(xié)，切割了部分俄羅斯領土，衛(wèi)國戰(zhàn)爭前后，斯大林將一些以前屬于波蘭、羅馬尼亞和匈牙利的領土轉移到烏克蘭，又給了波蘭部分傳統(tǒng)上屬于德國的土地作為補償。1954年，赫魯曉夫出于某種原因把克里米亞從俄羅斯帶走，賜予烏克蘭。

烏克蘭和俄羅斯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如果只著眼于此刻的動態(tài)，恐怕難以說清。還是要從歷史根源，回看這段復雜的關系。下面這篇書摘節(jié)選自《民族的神話》前言部分，不僅考證了古典晚期和中世紀早期歐洲的族群演化，還闡述了民族主義史學在1800至1900年形成的過程及其產生的災難性影響。

《歐洲的身份危機》（節(jié)選）

撰文 | 帕特里克·格里（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西方中世紀史學教授）

當曾經(jīng)隔離東歐，保護了西歐的“鐵幕”升起時，顯露出來的卻是一個東起烏拉爾河的廣闊而極度危險的歐洲。西歐的民主國家起初還對此報以狂熱的回應，但當莫斯科引發(fā)的一波又一波的強烈沖擊不可挽回地改變了歐洲從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以來早已適應的政治版圖時，它們很快就變得又錯愕又恐懼了。與此同時，已經(jīng)貫徹了四十年的政治策略，為法國和德國提供了廉價勞動力，讓英國能夠償還帝國時期欠下的“殖民債”， 但也在西歐民主國家內部引起了一種仇恨外國人的情緒。

民族主義、民族優(yōu)越感、種族主義，這些被認為早已從歐洲人靈魂中驅除出去的幽靈，在蟄伏了半個世紀之后，帶著更加強大的力量重新回到了歐洲。蘇維埃聯(lián)盟分裂成了眾多的自治共和國，但是，許多自治共和國并不比它們想要擺脫的蘇維埃聯(lián)盟更加穩(wěn)定。

曾經(jīng)令人畏懼的華沙條約組織不復存在了， 取而代之的是接連不斷的相互斗爭；債務纏身的政府被族群矛盾攪得不得安寧，希望能在新的世界秩序中找到一席之地。統(tǒng)一之后的德國正在尋求一種新的身份，大街上到處是要建立一個“德國人的德國”的呼聲。在19世紀被稱作火藥桶的巴爾干半島再一次爆發(fā)了內戰(zhàn)。這些讓人震驚的、持續(xù)不斷的事件對西歐的震動不比對東歐的小，由此產生了一場深刻的身份危機，它引發(fā)人們思考：歐洲人如何看待他們自己，如何看待他們的社會以及他們的鄰居。

“20世紀末的中歐和19世紀末的中歐完全一個樣，這是多么諷刺的一件事。”一位奧地利歷史學家在1991年如是評價。他道出的真相現(xiàn)在看來甚至更加明確了。巴爾干半島、波羅的海國家、烏克蘭、俄羅斯、克里米亞又一次出現(xiàn)了主張國家主權的呼聲。雖然許多族群性的社會群體曾生活在社會主義制度主導的國際主義旗幟之下，但是，它們現(xiàn)在恢復自主了，可以把古老的血仇繼續(xù)下去了。少數(shù)民族的權利以及宗教和語言的不同，這些曾經(jīng)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zhàn)的棘手問題又一次擺在了歐洲人的眼前。社會主義制度曾經(jīng)反對過的所有事情都再次流行起來。

這不僅意味著資本主義和個人主義變得普遍，還意味著反猶主義、宗教沙文主義以及古老的種族主義也日漸興起。波蘭的政治家們互相爭著要成為最波蘭的人，匈牙利人重新開始了與東面羅馬尼亞人、北面斯洛伐克人的爭吵。塞爾維亞人和克羅地亞人不僅相互廝殺，還都借著民族權利的名義殺害波斯尼亞人。塞爾維亞人立下宏志要將阿爾巴尼亞人從他們神圣的科索沃徹底清除出去；經(jīng)歷北約空襲導致的恐懼之后，科索沃人則用與先前壓迫他們的人同樣殘忍的手段對居于少數(shù)的塞爾維亞人展開報復。散落在原蘇聯(lián)境內的各個族群開始要求獲得政治自決的權利。但是，沒有一個人能夠斷言，車臣共和國帶來的恐慌是不是未來暴力的先兆。

每個族群的居住地都生活著其他少數(shù)族群，而且大部分族群都有成員以少數(shù)族群的身份生活在其他族群控制的地區(qū)。因此，當每個族群都著手進行恐怖的“族群清洗”以確保自己是一個族群統(tǒng)一的領土國家時，要求以族群身份為基礎獲得政治主權的主張，就會不可避免地導致邊界沖突、對少數(shù)民族權利的打壓以及民間爭斗。

任何一位曾經(jīng)花費多年精力研究這個族群形成和人口遷徙古老時期歷史的歷史學家，都只能帶著擔心和鄙夷看待那些帶有政治目的的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尤其是在那些思想意識為了自證合理而濫用和曲解歷史的時候。

首先，這樣的偽史假定歐洲的族群都是獨特的、穩(wěn)定的，它們是客觀上可辨認的社會和文化單位，它們在語言、宗教、習俗和民族特征上各不相同，而這些用來區(qū)分它們的元素被認為是清楚明了和永不改變的。這些族群不是大概形成于史前某個不可追溯的時期，就是在中世紀的某個時期經(jīng)歷了族群演化的過程，然后就永遠地停止了族群演化。

其次，族群宣言要求所有人的政治自主權都歸屬于某個特定的族群，同時還提出一個族群有統(tǒng)治歷史上曾屬其所有的領土的權利，領土的界限通常根據(jù)族群在中世紀早期的聚居地或建立的王國而定，而不管這塊領土上現(xiàn)在居住的是何人。這樣的雙重標準讓立陶宛人可以在要求自治的同時鎮(zhèn)壓波蘭人和俄羅斯人，也讓塞爾維亞人可以對曾經(jīng)屬于“塞爾維亞人”、現(xiàn)在被穆斯林占據(jù)的波斯尼亞地區(qū)以及被塞爾維亞人占據(jù)的克羅地亞地區(qū)提出要求。它還讓愛爾蘭共和軍一面要求在愛爾蘭南部實行多數(shù)派統(tǒng)治，另一面要求在北方實行少數(shù)派統(tǒng)治。這些要求包含著一個觀點，即存在一個“最初獲得”領土的準確時期。

對日耳曼人來說，這個時期是1世紀，對法蘭克人來說是5世紀，對克羅地亞人來說是6世紀和7世紀，對匈牙利人來說是9世紀，以此類推：這個“最初獲得”領土的時期永遠地決定了土地合法所有權的地理邊界。根據(jù)這個循環(huán)論證的邏輯，在“最初獲得”時期之后，相似的人口遷徙、入侵或政治合并都是不合理的。在許多情況下，這意味著長達一千五百年的歷史應該被清除掉。

同樣讓人不安的是，國際社會，甚至包括那些多元主義的社會，例如美國，在很大程度上也接受了這樣一些基本前提：族群是一種客觀存在的現(xiàn)象，一個族群的存在決定了它擁有自治的權利。換句話說，我們想當然地認為，在某種角度上，政治身份和文化身份實際上并且應該被統(tǒng)一起來。無疑，如果立陶宛人和克羅地亞人擁有他們自己的語言、音樂和服裝，那么，他們就有權利擁有自己的議會和自己的軍隊。確實，國際社會必須嘗試限制古老族群沖突帶來的一些不可避免的后果，比如族群內部的斗爭，但是族群自治的古老權利卻被當作一個原則，很少受到質疑。

事實上，人們還可以更進一步。對美國和西歐的孤立主義者們來說，要求延續(xù)古老的族群權利和歷史遺留的血仇是有用的。如果這些人“一直”都是相互仇恨的，如果他們的身份和沖突都是固定不變的，那么，想要結束這些戰(zhàn)爭的努力都是無用的。即使承認了對民族主義言辭的厭惡，世界上其他地方還是可以利用族群民族主義的言辭，為建立族群“純粹”的民族國家進行辯護，認為它是避免種族滅絕的唯一方法。

實際上，歐洲的族群以及他們認為的政治自治權都不是特別古老的事物。對主權的主張是東歐和中歐正在經(jīng)歷的現(xiàn)實，它產生于19世紀。在這一時期，人們將盧梭和黑格爾的浪漫主義政治哲學、“科學的”歷史學以及印歐語文學結合起來，創(chuàng)造出了族群民族主義。這個偽科學已經(jīng)把歐洲摧毀了兩次，還有可能會摧毀第三次。歐洲的族群一直比近代民族主義者們想象的更加易變、復雜和充滿活力。

盡管一些族群的名稱在一千多年后似乎仍為人熟悉，但這些名稱曾經(jīng)涵蓋的社會、文化和政治現(xiàn)實卻與它們現(xiàn)在所涵蓋的大為不同了。因此，我們需要對歐洲的族群做出新的理解，尤其要對歐洲身份形成時期里—— 第一個公元一千年里——的歐洲族群做出新的理解。我們還需要知道那些公認的傳統(tǒng)，就是那些曾召喚無數(shù)人走上街頭并在20世紀將不可計數(shù)的人送進了墳墓的傳統(tǒng)，是如何在一個多世紀以前才逐漸成型的。

在接下來的幾章里，我們嘗試對這個新的理解做一個概述。我們首先會對近代族群民族主義的起源和18、19世紀的近代歷史研究做一個簡短的考查。然后，將簡要地考查公元前5世紀至古代晚期的歐洲人用來辨別并描述自己的知識和文化類別的發(fā)展過程。在這之后，我們將會研究“歐洲族群”發(fā)展的決定性時期——古代晚期和中世紀早期——的歷史背景，這一時期就是偽“最初獲得”時期，它再一次廣泛地隱約出現(xiàn)在了歐洲神話中，并且成為全世界處理“族群”問題時需要遵循的指導原則之一。沒有人會天真地認為，清晰地理解了歐洲族群的形成會減輕民族主義的沖突或限制它們造成的仇恨和殺戮。我們只能希望，無論是在歐洲、中東還是其他地方，當人們被號召去實現(xiàn)那些基于濫用歷史而提出的主張時，都能更加謹慎。即使連這個目標都無法實現(xiàn)，歷史學家仍然有義務大聲地說出事實，哪怕他們的聲音很可能會被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