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陳佳靖

編輯 | 黃月

近日，由肯尼思·布拉納指導的《尼羅河上的慘案》在國內上映。這是布拉納第二次改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推理小說，在2017年上映的《東方快車謀殺案》中，他自導自演了大偵探波洛這一角色，并在影片末尾透露波洛將趕赴埃及處理另一樁案件，為《尼羅河上的慘案》埋下伏筆。

自1928年阿加莎的短篇小說《神秘的奎恩先生》第一次被搬上大銀幕后，她的作品一直深受影視導演的青睞，特別是那些以波洛為主角的名篇?！赌崃_河上的慘案》就曾經(jīng)歷過兩次影視改編：第一次是1978年上映的同名電影，由彼得·烏斯蒂諾夫飾演的波洛被諸多阿加莎迷奉為經(jīng)典；另一次是在英劇《大偵探波洛》中，由大衛(wèi)·蘇切飾演的波洛在2004年播出的第九季第三集中偵破了此案，這一版本也被認為是最貼近原著的演繹。對于今天走進電影院的觀眾而言，《尼羅河上的慘案》的故事已經(jīng)再熟悉不過。它將一場撲朔迷離的三角戀情設置在風光旖旎的埃及，最終，身處風口浪尖的富家女林內特慘遭槍殺，而尼羅河游船上的每個人似乎都有充足的作案動機。

這部小說展現(xiàn)了二戰(zhàn)前英國上流社會的愛情、倫理與金錢的糾葛。相比過去兩次改編，布拉納將更多注意力放在了波洛身上，試圖為觀眾詮釋一個不同以往的偵探。然而，截至目前，新版《尼羅河上的慘案》在豆瓣僅有6.0分，而早在2017年《東方快車謀殺案》熱映時，布拉納呈現(xiàn)的波洛就遭到了觀眾的質疑。批評者普遍認為他的演繹“比起波洛更像福爾摩斯”，對故事的改編也明顯偏離原著，折損了阿加莎作品的精神。在新片中，布拉納如何“誤讀”了阿加莎？我們又該怎樣看待影視改編的成功與否呢？

01 從外在形象到內心世界：新版波洛為何不受歡迎？

過去幾十年間，不少演員都曾在銀幕上飾演過大偵探波洛，但真正得到大眾認可的卻是少數(shù)。除了上述提到的彼得·烏切蒂諾夫和大衛(wèi)·蘇切之外，1974年第一個電影版《東方快車謀殺案》中的波洛飾演者阿爾伯特·芬尼也廣受好評。這部電影還曾得到阿加莎本人的高度肯定，她認為芬尼的表演和自己心目中的波羅形象非常接近，只有那撇小胡子還不夠濃密奪目。如今看來，這三位演員雖然在表演上各有千秋，但外在形象都大體符合阿加莎對波洛的描繪：一個身材矮胖、步履蹣跚、滑稽又含蓄的比利時老頭。

相較之下，布拉納的扮相明顯不夠吻合，但那抹夸張的胡子或許會令阿加莎會心一笑。與此前的導演們一樣，布拉納也在舉手投足間展現(xiàn)了波洛身上最容易辨識的諸多特點，例如操著一口夾雜法文的蹩腳英語、強調自己比利時人的身份、極其重視整潔和秩序，還有那句掛在嘴邊的名言：

“真正的工作，總在這里頭進行（指腦袋）。小小的灰色腦細胞，切記切記，都是靠小小的灰色腦細胞啊，我的朋友?！?/span>

有趣的是，新版《尼羅河上的慘案》沒有一開始就進入劇情，而是虛構了一段波洛在一戰(zhàn)中參軍的往事：殘酷的戰(zhàn)爭奪去了戰(zhàn)友的生命，也在波洛的嘴邊留下了深深的傷疤。在當時的戀人凱瑟琳的勸慰下，他蓄起胡子以遮擋傷痕，但凱瑟琳卻被炮火不幸擊中。在這一版本中，波洛小心呵護的胡子不再只是美觀的裝飾，而是對戰(zhàn)爭與愛情的雙重紀念。在阿加莎筆下，波洛雖從未上過戰(zhàn)場，卻因一戰(zhàn)時德軍入侵比利時而成為難民，后流亡于英國。直到波洛的最后一案《帷幕》中，他仍對這段往事心懷感慨。顯然，布拉納希望揭示出波洛不為人知的悲傷和脆弱，這也是此前的改編版本未充分發(fā)掘的一面。

至此，布拉納的改編尚在合理范圍之內，但隨著案情正式展開，不少矛盾之處便顯現(xiàn)出來。最讓人難以忽視的是片中的波洛不僅身手矯捷，還親自追捕嫌犯，與之持槍對決，讓人忍不住懷疑眼前的偵探究竟是波洛還是007附身的福爾摩斯。誠然，無論是布拉納虛構的士兵背景，還是原著中的比利時前警官身份，都可以為波洛身手不凡提供條件，但這并不代表波洛會如此行事。阿加莎所創(chuàng)造的波洛始終強調用“小小的灰色腦細胞”來思考犯人的作案心理，反對親力親為地搜證，不到不得已絕不會勞動尊體，他又怎會去追捕嫌犯呢？

更大的問題在于布拉納對結局的處理。在阿加莎的小說中，波洛始終關注人性，對案件背后悲劇的個體心懷惻隱。這正是為何在《東方快車謀殺案》中，波洛最終給出了兩個版本的解釋，輕巧地放走了犯人；在《尼羅河上的慘案》中，他明知深陷愛情的兇手杰奎琳藏有第二把可能用于自殺的槍卻未曾制止，同樣是出于悲憫。然而，布拉納卻在電影中讓波洛的槍對準了走投無路的杰奎琳和西蒙，也讓他們的自決變成了對罪惡的逃避而非為愛情犧牲。這樣的做法顯然不是阿加莎筆下的波洛所為，更消解了原著對愛與欲、善與惡的深入探尋。

02 英雄主義光環(huán)背后：弱化推理是布萊納最大的失誤？

作為一部推理片，《尼羅河上的慘案》不僅要確立神探波洛的形象，更要向觀眾展現(xiàn)他是如何通過推理一步步靠近真相的。在阿加莎的作品中，《尼羅河上的慘案》的特別之處在于，兇殺在小說進展了近一半才發(fā)生，卻絲毫沒有減少整部作品的懸疑感。由于案件中人物眾多，阿加莎在前期通過對人物的細致刻畫一點點揭示出每個人的犯罪動機，成功調動了讀者的好奇心。波洛的判斷很大程度上正基于他在案發(fā)前不動聲色的觀察，以及案發(fā)后邏輯周全的審問。

由于電影時長的限制，過去兩次《尼羅河上的慘案》的改編都對原著中的人物進行了相應的刪減和整合，但仍然出色地呈現(xiàn)了波洛的推理過程。例如，在1978年版電影中，觀眾在游客一行人參觀景點的途中就了解到每個人此行的目的和與被害人之間的緊張關系，身處其中的波洛亦通過他慣用的“偷聽”捕捉到了同樣的信息。2004年版電視劇則將重點放在了偵探審問環(huán)節(jié)，飾演波洛的大衛(wèi)·蘇切仔細斟酌每個嫌疑人的陳詞，不止一次重申關鍵性線索，引導觀眾一同偵破謎團。

然而，在新版《尼羅河上的慘案》中，布拉納從一開始就忽略了呈現(xiàn)人物關系的重要性，將過多鏡頭集中于偵探一人身上，還不惜用開頭的大量時間交代波洛胡子的來歷，更加壓縮了主線劇情得以充分展開的時長。人物之間的對白和互動不足，無法彰顯出他們各自的性格和背景，以致于直到兇案發(fā)生，很多人物的殺機尚未浮現(xiàn)，反而是在波羅的審問下才暴露出來，這不僅弱化了影片的懸疑感，也使波洛后續(xù)的推理顯得毫無章法。眾所周知，阿加莎對邏輯的縝密性有著極高的要求，她曾借波洛之口說：“完美的答案必須要把一切事情解釋得清清楚楚?！睂τ谄诖陔娪爸谢匚栋⒓由酵评淼挠^眾而言，布拉納的電影恐怕只能帶來失望——前半部分的松弛幾乎讓人失去了觀看的耐心，后半部分的混亂則直接打破了環(huán)環(huán)相扣的辨證快感。

顯然，布萊納在主角光環(huán)和邏輯推理之間選錯了重點。他試圖將波洛打造成一個拯救所有人的英雄，但觀眾最終看到的波洛不但不像一個自信滿滿撥開迷霧的神探，反而顯得自亂陣腳，步步落后于兇手。當波洛將所有人關在房間里準備陳述結論時，觀眾根本來不及辨析誰的嫌疑更大，有些人則仿佛與案件無關。波洛不再是從一群有明顯作案動機的人中找出那個唯一行動的人，而是從一群似乎毫無意圖行兇的人中尋找最有可能下手之人，這無疑使故事應有的戲劇性大大降級。

03 影視改編的成與?。菏侵矣谠€是重塑經(jīng)典？

自1920年寫下第一部推理小說開始，阿加莎的作品已經(jīng)流傳了超過一百年，頻頻被改編的《尼羅河上的慘案》更成為幾代人心中的經(jīng)典，坐擁全球無數(shù)粉絲。在這樣的背景下，今天的導演想要重新詮釋這部作品必然會面臨難度。過去的影視改編主要是為了將文學通過電影的形式普及大眾，在影像稀缺的時代，改編擁有廣泛受眾群體的文學經(jīng)典也很容易成功。而如今，影視改編更強調在跨時代、跨文化的語境下與原作發(fā)生互動，讓過去的經(jīng)典能夠在當代煥發(fā)新生。

布拉納的嘗試也是延續(xù)經(jīng)典的努力之一，他試圖為波洛的個人背景增色，卻未能使整個故事深入人心。新版《尼羅河上的慘案》或許終究難成經(jīng)典，但需要指出的是，它的失敗并非因為“不忠于原著”，而是因輕視推理、缺乏戲劇張力、人物扁平化等問題造成的。實際上，任何一部由文學改編的電影都不可能實現(xiàn)百分百的忠實，“忠實度”只是對原著與改編作品之間關系的一種描述，而非評判后者優(yōu)劣的標準。但無論如何，改編作品都應確保一個底線，即努力讓熟悉原著的任何人都能辨認得出。在新版《尼羅河上的慘案》的末尾，波洛似乎即將與奧特伯恩夫人發(fā)展一段曖昧的關系，甚至為此去掉了他標志性的胡子，由此可見布拉納對顛覆傳統(tǒng)的野心。但這樣的解讀和再造能否引起大眾共鳴，仍有待時間的檢驗。

除了布拉納，近年來已有不少導演嘗試用新的視角詮釋阿加莎的作品。例如2015年，同樣熱衷推理的日本推出了第一部根據(jù)阿加莎作品改編的電視劇《東方快車謀殺案》，將兇殺案從東方快車挪到了昭和初年的東洋特快上；2018年，BBC在圣誕節(jié)期間推出了由約翰·馬爾科維奇飾演波洛的迷你劇《ABC謀殺案》，塑造了一個為回憶所困、煢煢孑立的孤獨偵探形象；自2009年播出的法國系列劇《阿加莎·克里斯蒂小型謀殺劇場》則將原著故事的主角作了改動，至今已播出三季。正是在這些改編作品不斷的解讀和發(fā)掘中，阿加莎才得以成為經(jīng)典。這也是為什么觀眾明明已知劇情還會走進電影院——我們期待記憶被喚起的愉悅，更期待意外的驚喜將我們推向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