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7期主持人 | 董子琪

整理 | 實習記者 李雨桐

最近，上海精神衛(wèi)生中心“600號畫廊”重新開幕。這次的展覽以進食障礙為主題，在此之前，這里已經舉辦過關于精神分裂癥、雙向情感障礙、阿爾茲海默等多個精神障礙類主題展，作品大多來源于患者的藝術創(chuàng)作和自述分享。

這些年來，上海精神衛(wèi)生中心還推出了很多文創(chuàng)周邊，包括咖啡、月餅、文件夾、T恤等，已經逐漸成為了一種文化現象。借助有趣的文創(chuàng)產品和新潮的玩法，宛平南路600號越來越被大眾熟悉。我也買了一款所謂的“精神咖啡豆”，發(fā)現這款咖啡豆的產地是云南，包裝地是安徽蚌埠，只有外殼的“精神咖啡”幾個字是600號的——這正說明了精神療法在營銷方面的號召力。 

為什么大家會對“精神衛(wèi)生文創(chuàng)”感興趣呢？一方面當然有實際的需求，據報道，上海抑郁癥患者數量居全國之首。另一方面，這或許和之前的“雍和宮熱”也有關聯——年輕人在雍和宮里祈福、購買手串，并紛紛在網上分享“反向靈驗”。這樣的例子還包括上海玉佛寺的手機背景圖片，以及北京回龍觀醫(yī)院的漫畫系列。同時，我也注意到松江的西林禪寺開設了“心靈點化所”，將佛學與心理科學結合為患者解憂。

01 精神衛(wèi)生中心是什么地方

徐魯青：上海精神衛(wèi)生中心2021年辦過一個畫展，展覽設在院內專門開辟出的一個偏僻長廊，創(chuàng)作者是院里的精神分裂癥和雙向情感障礙患者。當時展出了很多畫作，每一幅畫邊上有畫家的自述，內容大概是創(chuàng)作心情和創(chuàng)作感想。以前我認為精神病患者的藝術創(chuàng)作大多會表現他們的難過、憤怒和悲傷，用色會比較陰暗。我在參觀的時候驚訝地發(fā)現，他們會用星星、蝴蝶、魚這些五彩斑斕的意象進行繪畫。這個畫展一直很受歡迎，600號后來把那個空間開辟出來專門給大家做藝術展。

在上海，幾乎無人不知“宛平南路600號”，這里是上海市精神衛(wèi)生中心總院院址。實際上，全國各地的人們使用精神病院的號牌進行調侃甚至謾罵的現象并不鮮見。但是最近幾年，“600號”慢慢變成了一個文創(chuàng)熱地，最出圈的應該是它推出的文創(chuàng)月餅。每年中秋節(jié)都會有“600號月餅”在市場上流通，其中很多只是對內供應，外面沒有辦法買到，閑魚上有很多人想買，拿到之后會發(fā)朋友圈說我拿到了“600號”的月餅。

董子琪：“600號”這個詞還沒有完全擺脫污名化的傾向，網絡上依舊有人用這個詞對別人進行攻擊謾罵。所以精神病院在大家的心目中是個什么樣的場所呢？

林子人：每座城市都有精神衛(wèi)生中心，杭州的精神衛(wèi)生中心是第七人民醫(yī)院，在我小時候它的位置屬于比較市郊的地方。大家提到那個地方的時候都有一種神神秘秘的語氣，潛臺詞可能是“只有不正常的人才去那個地方”。

在杭州，“你去精神病院”也是一種罵人的話，這種針對精神疾病的污名化在我們的成長過程中其實是司空見慣的。剛才魯青提到，2021年上海市精神衛(wèi)生中心第一次舉辦畫展，在我的認知里，精神疾病的重視以及去污名化差不多也是在新冠疫情開始之后。

在新冠疫情之后大家對精神健康的重視有所提升，背后有相關社會基礎。各種數據統計顯示，新冠大流行確實在全球范圍內造成了精神疾病案例的飆升，根據世界衛(wèi)生組織的估計，在2019年，全球約有3億人患有焦慮障礙，大概是占全球人口的4%。根據2022年世界精神衛(wèi)生報告，2020年全球焦慮障礙患者較之前增加了26%，這個比例在兒童和青少年當中是更高的。在2020年到2021年，全球18歲以下的未成年人中有1/ 5正在經歷臨床焦慮，達到了疫情前的兩倍，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數字在不斷增加。

上海市精神衛(wèi)生中心門診接診的18歲以下的焦慮障礙癥患者人數，在2019-2021年分別是2.23萬、2.93萬、3.98萬，2020年和2021年分別比2019年增加了約31%和78%，這個增長是很可怕的。我覺得這些數據也能說明為什么年輕人反而對“600號”有更強的親切感甚至認同感，同時也解釋了為什么上海市精神衛(wèi)生中心會以文創(chuàng)這種年輕人更容易接受的方式去推廣它的理念。

董子琪：精神疾病與疫情的關系我也深有體會，之前去西林禪寺時關注了它的公眾號，在后來疫情封控期間我收到了公眾號的一條推送，提醒大家西林禪寺提供線上“心靈點化所”服務，可以線上加禪師的微信去傾吐內心的問題和不快。禪師將結合科學的心理治療手段以及佛法進行心靈點化，原話是“運用佛法與專業(yè)的心理學知識，為大眾答疑解惑，提高大眾心理健康意識，共同打贏疫情防疫戰(zhàn)”，將佛法心靈療愈和疫情防疫緊密聯合結合在一起，既有科學上的、心理上的也有宗教上的撫慰。

過去的家長會嚇唬孩子，如果不聽話就會被送去“那里”，北京的回龍觀醫(yī)院、杭州七院還有上海600號大概都是類似的。不過在今天，精神病院變成了一種自嘲和標榜，“精神狀態(tài)美麗”也成為了現在年輕人的口頭禪。

02 “精神狀態(tài)美麗” 

尹清露：精神病從被污名化變成了一種自嘲和標榜，這種現象讓我想到一個?！绻銓|亞人說“nobody loves you”（沒有人愛你），是沒有任何殺傷力的，這句話只能傷害到白女和f人。f人聽到這句話會崩潰大哭，但與之相對的t人只會淡淡一笑說“不要犯病”，或者“不要發(fā)神經”。

同理，“你瘋了吧”這句話也傷害不到年輕人。像剛剛子人說的，很多年輕人已經得了抑郁和躁郁癥了，精神狀態(tài)已經不好了，對他們來說“瘋了”可能就是自己的日常，對于那些原生家庭不太好、本身沒有受到很多關愛的人，“沒有人愛你”也是他們的日常。這些話無法造成傷害的原因是年輕人們把自己主動放在了第一位，比任何人都更早看透了身邊的一切，從而奪得了一種話語權。我覺得這些梗以及背后對精神病的情感態(tài)度的轉變，暗含著一種區(qū)分敵友的方式——我們這些能夠理解精神問題是什么的人，已經看透了世間所有黑暗的真相，而“你們”還沒有。

我之前在《2023年亞文化盤點》的文章中提到了“抽象文化”火起來這件事?，F在“抽象”這個詞被大家用得越來越多了，在很多場合都能聽到類似“這也太抽象了”的表達。我覺得“抽象”是類似于黑話的東西，充滿了很讓人摸不著頭腦的表達。

“抽象”這個梗在最開始也是和精神狀態(tài)不太好的人相關的。比如說有些貼吧老哥覺得自己生活很不如意，就會說很多抽象內部黑話。其實這也是一種區(qū)分敵友的方式，如果你不理解我的抽象，那你可能太單純了，或者你的生活太舒服了，我們理解抽象話的人則是掌握了某種黑暗世界的真理。通過這些梗的流行可以看出來大家精神狀態(tài)的變化。

潘文捷：福柯談到，精神病是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發(fā)展的產物。所謂的文明社會在建構自身的同時，一定會排斥所謂不正常的、異質的、擾亂社會秩序的東西，也就是瘋狂。精神病患者一直都是被觀察和被嘲弄的對象，被排斥為他者和邊緣人。但這樣的宏大敘事當下已經不再流行了，大家逐漸意識到自己就是邊緣人，放在《西游記》這樣的故事里面，自己不是孫悟空，而是小妖怪。

不論是資本主義社會還是父權社會，我們處理關系的時候總有一個區(qū)分，聽話的人和不聽話的人、正常的人和不正常的人，區(qū)分之后再對大家進行一些規(guī)訓、懲罰或者獎勵?，F在很多人都已經感受到，自己就是不受控的、不正常的。另一方面，就像子琪剛才說的，好像一切東西都變成了一種消費，比如說狂躁癥或者抑郁癥是一個很嚴肅的事情，但大家說“我抑郁了”似乎把很嚴肅的事情娛樂化了，在娛樂化之后又可以變成一種消費品。

上海精神衛(wèi)生中心跟上海交響樂團聯名推出了掛耳咖啡，包裝設計對應了10種不同情緒癥狀，分別是狂熱愛好、狂躁發(fā)作、表演型人格、優(yōu)越感、自卑感、職場PUA、失眠癥、焦慮癥、情緒化、戀愛腦，我感覺這些其實不算是病癥，而是日常的一種感覺。

買這些東西一方面是玩梗，另一方面是因為大家彼此體認，表達的意思類似于“作為一個社畜，我的精神狀態(tài)很自由，我很驕傲”，這種身份通過購買行為得到了相互的肯定和加強。除了去年盤點的那些流行文化，今年流行的“上班惡心穿搭”，“老板一看就不能委以重任的頭像”，都有一點犬儒的意味。雖然我看得清這個世界的真相，但我沒有辦法改變，只能覺得很惡心。

我舉兩個“精神狀態(tài)很美”的例子。第一個例子是，有一個老外穿了一件很別致的T恤到中國玩，前面寫著“老外來了”，等他走過去之后，大家發(fā)現衣服的背后寫著“老外走了”，評論區(qū)都說他的精神狀態(tài)很美。還有一個很有趣的填空題，題干是你和老公、婆婆、孩子四個人去游樂場玩，結束以后打算回家，但是孩子不聽話，哭著賴在地上不走，你說這樣不聽話，媽媽要生氣了，這時候婆婆跑過來，______——這個空要填的是婆婆做的事情。評論區(qū)最高贊的答案是“婆婆跑過去”，連起來就是“婆婆跑過來，婆婆跑過去”。這種無厘頭的填空在很多社交平臺都得到了很多關注。我覺得這種無厘頭本身就有一種解壓作用，可以把前面攢的壓力完全釋放?，F在網絡上寫的爽文也是這樣，前面要虐兩把，先壓一壓，讓彈簧壓到最下面，然后再一下子爽一把，這樣的節(jié)奏是很解壓的。很多時候我們說的“很美的精神狀態(tài)”其實是釋放、解壓，讓大家心中的某種情緒得到一種宣泄。

林子人：剛才文捷援引了?？碌挠^點，說精神病是指瘋癲，是資本主義體制的發(fā)明。順著這個邏輯往下推演，隨著資本主義社會發(fā)展的深化，精神病的狀況也會越來越嚴峻。馬克·費舍的《資本主義現實主義》就談到了這個問題，作者發(fā)現在英國，抑郁癥是國家醫(yī)療服務體系治療最多的一種疾病。費舍還援引了《自私的資本主義者》，那本書認為精神痛苦的增長率和英國、美國、澳大利亞等國奉行的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模式是密切相關的，作者發(fā)現，相比于1946年出生的人，1970年出生的這代人的痛苦率幾乎翻了一倍。1982年，在滿32歲的女性當中，16%的人聲稱自己有神經問題、感到低落、抑郁或者悲傷。而在2000年，年滿30歲的女性當中有29%的人表示有情緒低落的情況，男性的對應比例分別是8%和13%。

這種心理痛苦的增加，在過去三四十年的時間里是非常普遍的。馬克·費舍在書中寫道，我們現在可能需要提出來這樣的一個問題，為什么人們能接受那么多的人——尤其是那么多的年輕人——都生病了？他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精神健康瘟疫”將表明資本主義不是唯一奏效的社會系統，它天生就功能失調，而且它看似奏效卻代價極其高昂。這個代價中的一部分可能就是人們的精神健康。

董子琪：上面說到了生產與社會組織形態(tài)對人的精神狀態(tài)的影響，我想補充另一個角度。榮格的《現代人的心靈問題》把人分為原始人和現代人，兩種人的區(qū)別是信仰不同，原始人更加信仰巫術、神秘和宗教，現代人信仰的是科學以及邏輯思維的判斷，凡事都要科學的證明，忽視了心靈的力量，令個性萎縮。譬如原始人會天真地把自己的心靈當作事物本身，認為天打雷是自己做了什么導致老天生氣了；現代人正好相反，他們朝向的不是自己，而是世界，把自己當成客體擱置在一邊，把個性獻祭給客觀精神。

我最近重新看《詩經》，《詩經》中“我”的感受非常強烈，《卷耳》《柏舟》等篇的女性敘事者尤其顯示出了個性：“我”心多悲傷，“我”多么不愿意屈服，但后來這個“我”去哪兒了？比如說我們現在覺得稿子出現“我”會顯得不客觀，“我”是不應該存在的。在榮格看來，這會造成心靈的萎縮，這是他在綜合很多患者病歷之后得出的結論。

徐魯青：我覺得很多病癥是隨著醫(yī)療基礎設施慢慢發(fā)展才開始出現的。比如成人多動癥，我一個朋友在英國讀書，他的很多同學得了這種病，學校給他們配備一對一的tutor來做咨詢。但我另一個朋友在中國的經歷是，他去看精神科，醫(yī)生說除了腦檢查、填量表之外，還要檢查發(fā)育史，而這部分需要打電話和父母確認。他和父母說他過幾天要去精神科，他父母就不想接醫(yī)生的電話。他問父母他小時候有沒有一些坐不住、愛插嘴的表現，他父母說有，但他們不覺得這是一種病。如果你問他們孩子有沒有多動癥，他們是不承認的，但如果去確認一些比較具體的行為的話，他們覺得是有的。

有醫(yī)學報道認為，游牧民族的很多人都有“多動癥”的癥狀，因為這種狀態(tài)很容易對外界的刺激保持警惕，能更快速地做出反應。但這個狀態(tài)不適合長期去做一件事情。進入現代社會之后，游牧部落以及相應的生活習慣變得越來越少，這種狀態(tài)就變成了一種精神病。

03 擰螺絲的人需要被治愈嗎 

董子琪：這次“600號”展覽的主題是厭食癥，讓我想到了已經去世的美國諾獎詩人露易絲·格麗克，我們在報道她的時候也著重講過厭食癥如何影響了她的創(chuàng)作。她有一部詩集叫做《合作農場的冬日食譜》，寫到了把苔蘚制作成食物以及修剪苔蘚的工作，也描寫了老年療養(yǎng)院里的秩序與冷清，白色的墻、護士的叮囑、吃藥的安排等等。所以精神疾病障礙和藝術表達之間是什么關系呢？

尹清露：藝術天然和我們所認知的精神病癥相關，因為藝術家表達的東西很多時候是超出現代理性世界的存在。他們需要通過解剖自己的痛苦，或者無視那些“你必須客觀理性”的聲音，才能夠把自己內心的想法表達出來，以自身突破了所謂的犬儒主義。

有的歌手會唱一些很積極的、陽光的內容，讓人感覺舒服一點，但有的歌手是通過描述自己的病癥讓聽眾產生共鳴。日本歌手大森靖子被很多人認為是“女版太宰治”，她的聽眾也是比較邊緣的一群人，被稱為“地雷女”?！暗乩着笨此仆獗沓蓱z，穿得非常可愛，畫著日式甜美妝容，但實際上非?！安伞保綍r看不出來有什么問題，但她們就像地雷一樣，踏中以后威力驚人。如果你對她們做了比較過分的事，或者說了比較過分的話，她們就會表現出思想消極的一面，說一些旁人聽不懂的話。所以，“地雷女”這個群體也通常會跟抑郁癥等精神疾病關聯。

我覺得大森靖子的歌就是唱給這些對于生活不太滿意的年輕人聽的。我很喜歡她的歌，覺得她的歌里面有一種非常震撼的能量，因為她是通過暴露自己非常陰暗的一面進行治愈的。我很喜歡一首歌叫做《染上鮮紅的圣誕節(jié)》，只聽曲調的話，可能認為它只是一個圣誕歌曲。其實歌詞講的是一個女孩由于太愛某個人，而不斷在一個地方埋下地雷。直到圣誕節(jié)那天，兩個人在那個她稱之為“愛的爆炸中心”的地方粉身碎骨。我聽完這首歌會有一種悲傷又暢快的感覺。其實她演唱的是一種旁人看來很偏執(zhí)的感情，但是我覺得正因為她懂得人生中一些苦痛的部分，反而比一些很膚淺地唱“一切都會好起來”的歌更加治愈。

她還有一首歌叫做《創(chuàng)作歌手》，歌曲最后基本上是不斷重復一句詞“stop the music”（停下音樂），有人闡釋說其實她真正的意思是 “don't stop the music”（不要停下音樂），也是在以否定去表達肯定。

我最近在聽“河南說唱之神”（河神）的歌，他的歌曲也充滿了躁郁癥的意象，評論區(qū)里也有很多讓人看不懂的抽象評論，比如說有人裝成之前和“河南說唱之神”絕交的朋友，說“以后我們都各自安好吧，河神你也別來找我了”，但其實他根本不認識河神，只是在玩抽象，但不知道這個事的人就會問“你們怎么回事”。還有一些讓我觸動的地方，比如有一條外賣小哥發(fā)的評論，說我每天送很多外賣，閑下來就聽聽你的歌，你的歌讓我感到被治愈了。我覺得河神的歌主要是唱給這些被社會邊緣化，覺得自己無法在社會立足的人聽的。

董子琪：清露說的音樂讓邊緣人得到治愈這點令我想到一個觀點，即勞動者是不太需要治愈的。之前李娟說她過去在工廠擰螺絲，大腦是空白的，覺得非常平靜。當然有很多人認為這個經歷不真實。我在豆瓣的一個搖滾音樂組里看到一個說法，說搖滾樂其實是寫給中上層的，對于真正憤怒的人來說，他可能干完活一躺就睡著了，根本用不上搖滾樂。

林子人：這和最近很多年輕人對于“體力活”的向往有點相似。我在社交網絡上看到過很多這樣的評論，說覺得在格子間里面工作腦袋轉不動了，太心累了，還不如做咖啡、搖奶茶這種不太動腦子的工作，感覺會過得更輕松快樂一些。但我覺得這里面有一種根深蒂固的對所謂腦力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之間二元對立的一種刻板印象，覺得體力工作者好像就沒有心，或者他們是可以把內心的狀態(tài)擱置一邊的。再推導一下，是不是可能會變成體力工作者在精神層面更加低下，或至少是沒有追求。

我覺得這是一種非常強烈的傲慢。我們不能默認體力工作者不會感受到精神上的痛苦，其實是有很多社會經濟上的原因造成了他們沒有辦法表達，或者導致這個問題被長期忽視，但不意味著它不存在。我覺得現在很多流行的觀念，其實反而在加固一些長時間的刻板印象和偏見。

潘文捷：在《做工的人》一書中，作者林立青從身體角度描寫了體力勞動者的苦難，比如說長期的體力勞動導致腰椎磨損，他們沒有錢去醫(yī)院，配著高粱酒把止痛藥咽下去。體力勞動者對身體的使用非常直接，腦力勞動者可能對身體不是那么敏感。但我們也知道身心其實是一體的，如果身體正在受到折磨，那么心理肯定多少也會感受到負擔。

我之前寫了一篇關于治愈系的文章，考察了一下“治愈系”的起源，發(fā)現“治愈系”這個詞產生于20世紀90年代泡沫經濟破裂的日本。當時社會競爭加劇，經濟發(fā)展低迷，大家沒有辦法在家族和團體中獲得歸屬感和依賴。有些人是通過追求刺激來自我療愈的，但這種方法是危險的?！爸斡怠钡淖龇ň褪怯檬孢m、平靜和避免攻擊的方法來實現治愈的目的。坂本龍一是所謂的治愈音樂之父，文學領域村上春樹的《挪威的森林》和吉本芭娜娜的《廚房》也是治愈系重要作品。隨著時間發(fā)展，“治愈”被應用于各個領域，比如說治愈系少女、治愈系廣告、治愈系動漫。這些治愈往往是對孤獨和悲觀的一種英雄主義救濟。

尹清露：“治愈系”其實有一些演變，后來還衍生出“致郁系”這個詞，感覺是一種對原有“治愈”的一種調侃。村上春樹和吉本芭娜娜歸根結底寫的還是一些在資本主義世界里面比較小的苦痛，通過解決這些小的苦痛來治愈別人。但是“致郁”還是有點像我剛剛說的，通過一些很暗黑的東西讓你治愈，讓你覺得很暢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