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潘文捷

界面新聞編輯 | 姜妍

致命的植物、鋒利的剪具、陰暗的角落和現(xiàn)成的埋尸場所，花園是完美謀殺案的理想場所?；▓@的照料者有時是兇手，有時是受害者，有時則是偵探本人?，斔溈说罓枺∕arta McDowell）在2023年9月出版的《Gardening Can Be Murder》（園藝可以是謀殺）一書中指出，尤其是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出版的犯罪和偵探小說中，花園是流行的場景。

從城市到花園

花園和園藝對偵探小說的巨大影響一直未得到重視。長期以來，人們注重的是城市中的犯罪——作為一種類型文學，偵探小說在工業(yè)革命期間成熟，當時鄉(xiāng)村變成了霧霾籠罩的郊區(qū)，到處都是破舊的建筑和危險的小巷。埃德加·愛倫·坡1841年的《莫格街謀殺案》是文學史上第一部現(xiàn)代偵探小說，它就發(fā)生在巴黎的街道。本雅明在《發(fā)達資本主義的抒情詩人》當中提出了“都市漫游者”的概念，“漫游者”以邊緣的姿態(tài)行走于都市之中，帶著頹廢的不事生產者的印跡。本雅明通過愛倫·坡小說《人群中的人》指出，“都市漫游者”的凝視和偵探角色是相互勾連的。

在中國，偵探小說的創(chuàng)作也和城市發(fā)展密不可分。19世紀40年代開始，英租界用了大約十年時間，圍繞著上海蘇州河開通了二十六路。街道建設使得上海原本局促狹窄的道路被切割為有序的網格型現(xiàn)代都市空間，這樣的新空間也給“五四時期”的偵探小說帶來創(chuàng)新。城市街道延伸出了各種各樣的都市景觀，例如舞廳、電影院、銀行、咖啡館等，這些都市空間也被近代的偵探小說攝入了文本。

但是，瑪塔·麥克道爾卻向讀者揭示出，不論是在城市角落，在鄉(xiāng)村田野，還是在修道院的藥草園，花園其實也是流行的犯罪場所。許多虛構的偵探，無論他們的性格多么古怪，都對植物或園藝感興趣?；▓@也可以為犯罪提供環(huán)境、動力、線索乃至象征意義。

麥克道爾在書中寫道，第一位虛構的園藝天才偵探是英國作家威爾基·柯林斯筆下的偵探克夫?？朔虻谝淮纬鰣?，是在1868年出版的小說《月亮寶石》中，他粗獷的外表下隱藏著對玫瑰的喜愛。書中“嫁接”的概念——把一株植物的枝或芽嫁接到另一株植物的莖或根上，使接在一起的兩個部分長成一個完整的植株——反映了小說反思帝國主義的主題。1927年，阿加莎·克里斯蒂筆下的偵探馬普爾小姐也是一位園藝高手，在很長一段時間中，花園都是馬普爾小姐最大的快樂源泉，她為此付出了大量的辛苦勞動，也在花園中思索出了案件的解決方案。

但名偵探福爾摩斯沒有對園藝表現(xiàn)出特別的喜愛，不過他確實對植物的毒性有不全面的研究，在一起案件中，他遇到了被稱為“魔鬼之足”的植物，根部像人腳又像羊蹄。作者柯南道爾本人也寫過一篇關于卡羅萊納茉莉毒性的研究論文，他可是在自己身上測試毒性的。

花園在涉及毒藥的謀殺懸疑案件中尤其常見。偵探小說中經常會出現(xiàn)毒藥，特別是因為它在兇手和犯罪現(xiàn)場之間可以建立一定程度的分離。有的作家偏愛士的寧/馬錢子堿（比如阿加莎·克里斯蒂），有些人則選擇毒芹，還有一些人則選擇紫衫、蓖麻子等更難以察覺的有毒植物。除了毒藥之外，花園里還有許多可以用來實施和掩蓋謀殺的工具。潛在的武器比比皆是：致命的殺蟲劑、鋒利的修剪工具和能要人命的大鐵鍬，被割下的尸塊還可以被塞進裝樹葉的棕色大袋子中。

花園的文化隱喻

《花園和謀殺有什么共同點？》一文作者蒂姆·布林克霍夫(Tim Brinkhof)看到，不管作者是否有意為之，在花園里犯下的每一樁罪過都會讓人聯(lián)想到《圣經》中亞當和夏娃的故事，他們在偷食禁果后，很快就被逐出了伊甸園。亞當和夏娃的兒子該隱因為心懷嫉妒，在田地里殺死了兄弟亞伯。因此，花園是善與惡的戰(zhàn)場、生與死的交匯處。

花園的文化隱喻不限于此。布林克霍夫認為，在十九世紀美國的后清教徒世界——愛倫·坡和納撒尼爾·霍桑的世界——浪漫主義和哥特文學也將戶外描繪成神奇或神秘的地方。森林代表著野蠻和異教；花園也在野性力量與文明的交叉點上。

在題為《工人階級的花園：維多利亞時代的實用樂趣》的文章中，歷史學者S. 馬丁·加斯克爾 (S. Martin Gaskell) 寫道，花園既是上層階級的私密空間，“無論是緊鄰豪宅還是在隱蔽的倫敦廣場”；又是娛樂場所，“經常與酒館關聯(lián)，幾乎總是放蕩不羈、聲名狼藉”。花園既是隱蔽和秘密的，又可能指向聲色犬馬——這使得花園成為犯罪和偵探小說的合適地點。此類的類型小說在提供懸念和陰謀外，也一直在探索工業(yè)化、城市化和現(xiàn)代化乃至人類本身的陰暗面。

歷史學者斯內爾（K. D. M. Snell）將偵探小說中園藝的突出地位與兩次世界大戰(zhàn)間獨特的社會和政治條件聯(lián)系起來，當時第一波女性主義運動推動了新一代女性作家的誕生。她們最熟悉的就是家庭和小鎮(zhèn)生活。在這些封閉的社區(qū)里，馬普爾小姐這樣的偵探一大作用就是維持秩序——這在快速變化和有著巨大不確定性的時代對讀者極具吸引力。斯內爾稱，“偵探致力于恢復謀殺前的現(xiàn)狀——鄉(xiāng)村田園風光、村莊的純真感和良性的公平競爭。他們從花壇中清除那些邪惡、骯臟、惡毒的事物。”

麥克道爾認為，植物成為偵探小說中隱喻和線索的原因之一是它們經常被忽視。“人們有將動物的重要性排在第一位的傾向，對學齡兒童進行的研究證實了這一點?！彼J為我們時常只關注鳥兒和其他生活在植物之間的動物，忽略植物本身。布林克霍夫看到，在《H莊園的午餐》中，只有赫爾克里·波洛一人能夠回憶起花園里的粉紅色“澤芙琳·朵格欣”玫瑰是沒有刺的——而其他角色（以及大多數讀者）卻沒有注意到這一細節(jié)。波洛由此抓住了兇手，作者也將此作為盲區(qū)“騙”過了讀者。

此外，花園在偵探小說中非常常見，也可能是因為偵探小說的寫作過程本身與園藝類似。“故事像蔬菜一樣生長，而不是像木桌一樣被制造，”霍桑曾經說他的寫作就像在耕地。麥克道爾則這樣說：“寫謀殺懸疑小說有點像在花園里工作：始于亂作一團的線索，但至少在一刻，結束于一個有序的宇宙”。

參考資料：

‘Gardening Can Be Murder’ Review: Where Death Blooms

https://www.wsj.com/arts-culture/books/gardening-can-be-murder-review-where-death-blooms-dabc9407

What Do Gardens and Murder Have in Common?

https://daily.jstor.org/gardens-murder-myste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