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實習記者 李佳慧

界面新聞編輯 | 徐魯青 黃月

一直以來，海派文化都以萬花筒的形象呈現在大眾視野里，在經濟政治的巨大變革中，折射出社會生活變遷的五光十色。內涵豐富的海派文化正是隨著上海作為摩登都市的發(fā)展而形成的。

自1843年開埠以后，上海成為了一個五方雜處的文化熔爐，畫報、報紙、雜志等大眾媒介紛紛出現，為上海市民提供了解各方面新聞消息的渠道，也通過圖像構建了一座摩登都市的想象。

在新書《摩登圖釋》中，復旦大學特聘講座教授陳建華通過分析上海19世紀到20世紀上半葉的畫報，試圖呈現出上海近代都市生活的不同面向。從月份牌到電影海報，從畫報到雜志封面，摩登都市在媒介中的呈現往往和女性身體聯系在一起。豐腴的，時尚的，情欲的，健康的……女性的身體成為現代性在大眾媒介中的獨特表達。

妓女：規(guī)訓與反叛

“摩登”在中國語境中本來指代佛經中的摩登伽女，意為古印度摩登伽的淫女。近代，“modern”經由日本傳入中國，卻意外地因為發(fā)音相似成為了“摩登”的新含義。同為“modern”的漢語釋義，“摩登”的使用率遠遠比不上“現代”，卻距離大眾和都市本身更近。

或許受到本意的影響，近代“摩登女”的內涵比“新女性”更為激進和具體。陳建華認為“摩登女”更具有“外國趣味”、“暴露主義”和“性的解放主義”等特征，在外觀上袒胸凸臀，更為西化，身體更為自然健美，身著美艷裝扮，在男女交往上更為開放自由，更具自主性。

妓女在傳統(tǒng)社會中被視為引誘正人君子離經叛道的危險因素，不被主流文化認可，但卻又無時無刻不受主流文化的規(guī)訓。在近代，她們仍然面臨這種困境，但大眾媒介已經揭示出了她們身上的某種反叛精神。《今代婦女》雜志里有兩幅女性“交腿”圖，文字解說“交腿坐法不宜于大庭廣眾之中”，作為男性欲望的投射對象，“交腿”是不雅的。但在女性立場上重新審視，這恰恰是女性自適自信的主體性的一種彰顯。

陳建華指出，交腿姿勢對于妓女來說不足為奇?！案淮簶恰笔墙虾Ｓ忻摹盎▏笸酢保３５巧闲侣?。《紫羅蘭》雜志中，“富春樓”不僅交腿，還一手托腮，一手搭在椅子的扶手上。傳統(tǒng)觀念無法容納這種隨意，因此將她視為社會另類而不屑一顧。

但這種蔑視何嘗不是雙向的呢？《太平洋畫報》上的"富春樓"甚至直接斜身靠在貴妃榻上，遠比直立更具觀賞性，神態(tài)和手勢也更為舒展。陳建華認為，妓女利用資本與技術作了一場又一場“可觀性”呈現，拓展了社會空間的中間地帶。在作為被凝視的客體的同時，她們主動成為反抗凝視的主體。

傳統(tǒng)文明和前衛(wèi)思潮的強烈碰撞不僅出現在閨房之中，更表現在公共空間之內。妓女乘馬車炫耀奇裝異服，在大馬路上招搖過市，這種景象被大眾媒介捕捉并廣而告之。美國波士頓大學現代語言與比較文學系教授葉凱蒂在《上海·愛：名妓、知識分子與娛樂文化（1850-1910）》一書中將其稱為“上海公眾面前最絢麗的風景”或“新的都會性格”，而這正是以女性在公共領域的自由行動為前提的。這類圖像讓我們對于“婦女解放”的淵源追溯更進一步，歷史敘事也因此有了更廣闊的闡釋空間。

楊貴妃：西方審美的東方美人

楊貴妃是傳統(tǒng)文化中的四大美女之一，似乎與“新文化”、“摩登”背道而馳，但卻在孔學被口誅筆伐的時候受到了格外的青睞。明代士大夫的楊妃出浴圖本用于私下觀賞，在近代，它們經由媒介大量復制而流傳于消費市場。鄭曼陀、王美沅、劉既漂和王仲年等民國畫家也以“楊妃出浴”為主題進行了大量創(chuàng)作?！堕L恨歌》的詩句被《申報》等報刊化用，故事情節(jié)被用來創(chuàng)作連環(huán)畫。魯迅在1921年甚至有創(chuàng)作《楊貴妃》劇本的計劃。這都與“摩登女”的媒介呈現有著密切關系。

楊玉環(huán)身材矮胖，雙腳也不夠小巧，在明清的審美標準中稱不上美女。而唐代因胡人變革的風尚，和近代傳入中國的西方審美竟殊途同歸。陳建華在書中寫道：“在1914年的《眉語》雜志里有一幅題為‘西方楊妃’的出浴圖，似乎只有楊貴妃才具備中西交融的條件，而西施或其他美女就沒有這種可能。”大眾對于“摩登女”已形成獨特的集體想象，楊玉環(huán)脫離傳統(tǒng)審美標準的身體異質，經由媒介呈現給大眾。

對于幾千年來一直受到禮教約束的中國人來說，接受“裸體”觀念和其公開呈現都是非同小可的事情。大量此類圖像頻繁出現，大眾也逐漸接觸了“裸體”背后的西方價值觀念：文藝作品所代表的人的重要價值和人類文明的成就。裸體不再等于卑俗的欲望，而與高尚純潔的意涵有關。

盡管如此，從“貴妃出浴”到“海水浴”、“裸體”，這些詞語受到男性窺視欲望的推動，借助圖像的力量，訴諸視覺感官，刺激大眾的消費欲望，推動了許多紙媒與視覺制作的產業(yè)鏈。

身處情欲和消費漩渦中心的女性身體，逐漸成為日常文化消費的主流，進而作為“摩登”的標記被大眾熟知。當然，它們的文化價值也不可忽略?！皶r尚”、“時裝”、“摩登”等詞語作為日常慣用語而推進西化的同時，還不斷向大眾輸入女體體育健美、藝術審美等觀念，開啟了都市日常啟蒙的現代性之旅，也符合女性走向解放的要求。這不僅是時尚的變遷，對于城市或民族來說也是一種現代化進步的象征性標志。

絲廠女工：摩登都市中的邊緣群體

無論是穿著時裝的妓女，還是暴露身體的楊玉環(huán)，她們都因欲望的投射而受到特別的關注。“絲廠女工”并未含有多少情欲色彩，但仍然被大眾媒介包羅其中，因而也成為陳建華重構上海文化歷史敘事的“邊緣元素”。

陳建華在書中說：“在一個多世紀之前的畫報里所反映的主要是繁華的十里洋場，燈紅酒綠，光怪陸離，無奇不有，更多聚焦于當紅妓女、名門閨秀或西方美人，卻也使我們看到大墻底下的繅絲女工——被壓榨被侮辱的一群人，看到她們的痛苦、無奈、覺悟與抗爭?！?/span>

上海最早成為通商口岸，外國資本主義最先在這片土地扎根，因而上海也最早地出現了工人群體。傳統(tǒng)農村經濟的松動瓦解給了許多年輕女性進入摩登都市做工的機會。絲廠女工就這樣融入了社會變革的巨大洪流之中。

1884年《點石齋畫報》的《乃見狂且》圖中題詞記錄，一群女工放工后被無賴們評頭論足、調戲羞辱。題詞本應譴責流氓對繅絲女工的欺凌，但因為畫面左邊是日本茶樓“薈艷樓”，租界上有很多日妓，于是題詞轉而感嘆：“遂使禮教之邦，等諸化外乎。”意思是中國向來是禮儀之邦，自從租界出現，就變成“化外”——野蠻之地了。

題詞的轉向反映出一種反殖民的民族主義傾向——租界不應該存在，但原本社會結構中就存在的性別不平等也被掩蓋在了民族主義的宏大敘事之下。在民族矛盾的尖銳時刻，這種忽視可以理解；但今天再次回望，或許應該看到內部矛盾是與民族矛盾共存并相互糾纏勾連的。

這些絲廠女工“為了糊口而進絲廠，不得已拋頭露面”。除了來自陳舊社會觀念的束縛，還要遭受流氓騷擾、買辦欺壓、匪人搶劫、老板欠薪等等。多重權力結構的作用下，她們受到了極度的壓迫，卻也因此迸發(fā)出了巨大的力量。她們“放工后，三三兩兩，結伴歸家”，互相照顧；她們抱團一起教訓流氓；她們結成“女黨”，“三百余人擁至公共公廊”，追討薪資……

這些女工在大眾媒介中的“可觀性”遠遠比不上妓女和楊玉環(huán)，似乎也與“時尚”、“時髦”等詞毫無關系，但卻構成了摩登都市中不可忽視的重要景觀。她們率先成為職業(yè)女性，并獨立出現在各類公共場合，甚至擁有先進的革命覺悟，深度參與了近代中國社會變遷的方方面面。

參考資料：

李公明：陳建華的“摩登圖釋”與……亟待重述的現代史敘事，2023年10月12日。

（文中圖片均來自《摩登圖釋》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