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懟懟 耳東陳
破億了。
上映第61天，《隱入塵煙》票房邁過1億大關。
別的電影開啟網播，意味著票房生命走向盡頭，《隱入塵煙》相反，上線流媒體后，關于票房奇跡的故事，才剛剛展開。
抖音熱搜有話題#隱入塵煙后勁有多大#，不止一位用戶談到觀后感痛哭流涕，有網友用長粒米代替麥子在手上按麥子花印記致敬電影。
《隱入塵煙》最后一句話什么意思？
如何理解《隱入塵煙》結局？
《隱入塵煙》有什么細思極恐的細節(jié)？
中國真的還有像《隱入塵煙》這樣的農村嗎？
《隱入塵煙》是否在消費苦難？
……
這部上映當天排片占比2.3%、票房34.9萬占當日票房總數(shù)0.4%的片子，在上映一個半月后，伴隨著上述問題在社交媒體的激烈爭論，票房一路走高，目前已坐上「一周內地票房榜」的頭把交椅。
這盛況很容易讓人想到2019年的《何以為家》和2018年的《小偷家族》，前者以3.77億票房成為當年五一檔票房黑馬，后者在當時破了日本電影內地票房紀錄。
這幾部電影營銷發(fā)力點都有「苦難、催淚」，更重要的是都在社交媒體引發(fā)諸多文本內外觀影群體之間的論戰(zhàn)。
縱觀近年來內地上映藝術片票房口碑雙豐收的選手，發(fā)現(xiàn)一個規(guī)律：在社交媒體上不引起社會性爭議的文藝片，沒錢途。
01 用抽絲剝繭的眼光在電影中找立場
中國觀眾看電影，喜歡用抽絲剝繭的眼光，在影像世界里找立場。
《隱入塵煙》剛上映時，關注面積不大，引起的爭議不小。
小紅書筆記中，質疑電影苦難真實性的筆記，不是孤例。
由于電影入圍了72屆柏林電影節(jié)，一部分人認為，主創(chuàng)團隊是為了迎合評審團偏好，將「苦難」刻意放大。
這種推論的腦回路是，中國電影屢次入圍三大電影節(jié)，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紅高粱》《秋菊打官司》《活著》等等，都是通過表現(xiàn)農村生活進而在國際上獲得認可。自中國電影將目光逐漸轉向都市，國際影響力也日漸式微。
因此，西方電影協(xié)會喜歡的中國電影，是反映貧窮落后農村的電影。進而，拍農村題材的電影，是獲獎的討巧之路。
這波爭議隨著電影排片從2%掉到0.2%漸漸淡去。
《隱入塵煙》網播開始后，另一種熟悉的畫風出現(xiàn)了，電影結局時，對男主的未來語焉不詳。
他死了嗎？最后一句話什么意思？電影在苦難中痛批了哪些現(xiàn)實中的丑惡？
影像世界沒有給出明確答案的問題，觀眾試圖通過討論獲得一個確定的答案。
在社交媒體做影像留白填空題，把臺詞掰開揉碎做閱讀理解，一旦觀眾有此等行為并在抖音快手小紅書微博出現(xiàn)人傳人現(xiàn)象，這個電影的票房，基本就穩(wěn)了。
2016年全國藝術電影放映聯(lián)盟成立后，嘗試過用多種藝術片觸達盡可能多的消費者。選片思路上，有引進奧斯卡、戛納、柏林等電影節(jié)的獲獎影片，有新銳導演獲獎影片，有影史經典重映，但負盛名的電影，在影迷群體中廣受認可，大眾并不買賬。
藝聯(lián)放映的電影，票房百萬到千萬出頭是常態(tài)。
電影節(jié)的獎項光環(huán)并未能在票房表現(xiàn)上為藝術片加成多少，影迷畢竟只是小眾人群，真要貢獻票房，靠的還是大眾群體。
能在社交媒體上發(fā)酵無國界社會性議題的藝術片，相對能克服水土不服。
2018年《小偷家族》定檔前期，兩個主要宣傳點，其一金棕櫚獎影片登陸中國，其二是是枝裕和電影再次大陸公映。
但電影上映后，口碑發(fā)酵靠的不是獲獎光環(huán)，也不是導演的中國認知度，而是片中「沒有血緣組合成家」的故事設定。
中國觀眾一面拿著放大鏡在《小偷家族》里找愛的證據(jù)，一面議論「一個家的組成究竟靠血緣還是愛」。
結局時每個人的動機被拎出來重新審視，各懷鬼胎？全員惡人？假意溫情？
觀眾解讀得越厲害，電影票房越是水漲船高。
到了2019年，沒有明星加持、沒有知名導演、沒有大制作的「三無」電影《何以為家》，一面在抖音放12歲小男孩邊剪頭發(fā)邊掉眼淚的物料，一面釋出印有「12歲小男孩將父母告上法庭」的海報。
家庭關系，這種文化差異最小的議題，迅速在社交媒體引來關注。
父母是否生來都配做父母？《何以為家》除了控訴父母還涉及了什么社會問題？電影中的小男孩最終過上了什么樣的生活？在黎巴嫩這樣的事件是個例還是很普遍？
觀眾在討論中找答案，找親情、家庭關系和社會發(fā)展的確定性時，《何以為家》以口碑發(fā)酵的形式，成了批片宣發(fā)的標桿。
解說、看細節(jié)、找同維理解的個體，與理解相異的人辯論，圍繞電影文本，能觸達的社會議題越有普適性，藝術片的票房與口碑，就越有優(yōu)勢。
02 不再只是拍給中產階級的“底層生活”
2017年，講藏民朝圣的《岡仁波齊》上映，票房主力軍集中在一二線城市，燈塔專業(yè)版的想看數(shù)據(jù)中，三四線城市觀眾加起來，不及二線城市。
當時電影的受眾中，70.9%的人群是本科及以上學歷，工人/服務行業(yè)人員只占總人數(shù)的14%。
與藏區(qū)人民有接觸或對藏族人民生活相對了解的人群評價《岡仁波齊》，說「片子拿朝圣做文章，其實觸達的真實很有限」。
在豆瓣評論區(qū)，打五星好評說看電影洗滌心靈的，是另一種景觀。
《岡仁波齊》票房1億，在當時，與地緣文化、民族文化、信仰文化對應的觀影消費群，是遠離敘事主體的一二線城市中產階層。
中國影視作品中的「底層生活」，一度被認為是拍給中產階級的定向消費。
隨著三四線城市影院數(shù)量上漲，電影宣發(fā)策略也在下沉。
從《前任3》《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起，哭片成了中國電影票房的萬金油，抖音短視頻中情緒迸發(fā)的催淚片段，是吸引觀眾買票的利器。
短視頻極短時間、極強感染的特性，扭轉了以往電影宣發(fā)的思路。
從《小偷家族》到《何以為家》，觀眾在社交媒體因劇情形成的諸多討論在為票房引流，另一面，更直白、更大眾、更博眼球的電影解說，也是宣發(fā)不可忽略的環(huán)節(jié)。
典型如《小偷家族》上映后，一批帶著雞湯文學的「非主流文案」海報在網上瘋傳。
是枝裕和接受采訪時，曾多次說過，《小偷家族》不是一個溫情的故事，他是用自己的敘事邏輯，試圖反應這個社會的問題。
但影迷之外的許多票房支持者，卻是被曲解電影內核的「溫情式宣發(fā)」吸引進入電影院。
影迷與大眾之間，圍繞著電影中心思想，又有了新的爭論點。
看不懂電影的人配看真電影？問題隨著電影票房表現(xiàn)越來越好，顯得格外尖銳。
觀影人群的鄙視鏈沒消失，但觀影人群的構成，卻在幾年之中發(fā)生了不少變化。
《小偷家族》時期，一二線城市本科以上學歷人群占絕對優(yōu)勢，到了《何以為家》時期，想看用戶畫像中，四線城市已經超過一線城市，三線城市只比一線城市少0.9%。《小偷家族》的想看用戶畫像中，工人/服務業(yè)人員占10.1%，《何以為家》則漲到了17.6%。
到了《隱入塵煙》，三四線城市想看用戶已明顯超過一線城市，工人/服務業(yè)人員增加到了19%。
社交媒體上，一面是影迷對抖音二創(chuàng)破壞電影意境痛心疾首，一面是下沉市場越來越積極卷入貢獻票房，譜寫藝術片奇觀。
早年拍給中產階級看的「底層生活」開始流動，不少人看完《隱入塵煙》后，表示勾起了農村生活的記憶，也有人因為電影讓農村生活被看見，而選擇主動去影院貢獻票房。
鄉(xiāng)土情結從影片內輻射到影片外，電影在黃土之中譜寫的詩意，到了有類似生活經歷的人眼中，是另一種自身卷入敘事場域的感動。
從這個層面看，二創(chuàng)博眼球破壞意境，頂多算把雙刃劍。帶著專業(yè)眼光看電影，和帶著生活經歷看電影，理解偏差在所難免。
在當下，比起雅俗之爭孰高孰低，雅俗共同走進電影院這件事，顯然更重要。
有的人需要文娛事件帶給自身的卷入感，有人需要通過電影了解社會人生，有人想通過電影看到問題，有人希望電影給個解決問題的方案。
一個記錄了極端社會現(xiàn)象的片子，必然會因為各類受眾訴求不同，從而形成在社交媒體分區(qū)「吵架」的景象。
能吵起來不見得是壞事，那些只賣溫情苦情卻沒有參與感的故事，錢途更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