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聚美麗 曉 伊

有人說，在中國，最聰明的“大腦”多集中在高校和科研機構。我們國人幾乎很難去想象，有一家毫無高知或國資背景的民營企業(yè)能在某個領域中，擁有很高的科研和技術水平?！霸诳蒲猩?，企業(yè)與高校怎么可能比擬呢？”

這種觀念與現狀，與中國社會的傳統結構和價值觀有極大關系。《管子》中提及四民：士農工商，士即讀書人居首，商人在最末。這樣的劃分，也直接反映了社會資源的分配，一直影響至今。

不過，可能有人會問，這跟化妝品企業(yè)有什么關系？

早兩年，在功效性護膚品沒有成為熱門賽道之前，很少有人會談到科研與技術。這與國內企業(yè)的發(fā)展階段有關，當然也有歷史原因存在。

事實上，目前國內傳統一線品牌基本都是從CS渠道中殺出來的，以人情網絡的銷售起家，而不是以某個核心或多年研究的技術起家。這方面，對于國內企業(yè)來說是后來才補上的。

隨著市場趨勢的改變，國內化妝品企業(yè)都敏銳地嗅到，消費者們對產品功效的需求越來越高。同時，由于還沒有從功效驗證到信息傳播的成熟體系，不少測評類美妝KOL也不斷在“挑戰(zhàn)”企業(yè)推出產品的品質，試圖分取企業(yè)的一部分話語權。此外，在現代化妝品的發(fā)展上，我們一直以歐美發(fā)達國家的企業(yè)為師，這些跨國公司穩(wěn)固的基本盤和增長路徑讓我們越來越意識到科研與技術的重要性。

所以，一時間，不論是生意人還是企業(yè)家，不論是短期盈利還是長期主義，不論是高調喊口號還是低調去布局?？傊?，當下在化妝品這個“營銷制高點”行業(yè)中，大家都把“科研與技術”樹立在最醒目的地方，以表示自己的重視。

話說回來，結合整個大背景下，社會結構和資源分配的原因，以及我國化妝品企業(yè)普遍的能力結構與資源情況，企業(yè)想要真正在科研與技術板塊提升，比如最典型的自主研發(fā)原料，那么與高校和科研機構合作進行“產學研轉化”幾乎是一個標準答案。

但這個答案，是經客觀條件分析、推導出來的。實際上，從理論到實踐中間有多大的鴻溝？又有多少現實因素帶來的問題？本文將了解和探討一二。

“產學研”（IUR：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是一個舶來的概念，早在我國領導人于上世紀80年代去美國考察時，美國的企業(yè)與高校就已經有這樣的合作形式。

現在，不少國內化妝品企業(yè)都與高校建立了合作關系，這對于規(guī)?；髽I(yè)而言更是某種“標配”。曾有媒體對業(yè)內的“產學研合作”進行不完全統計，諸如華熙生物、貝泰妮、珀萊雅、上海家化、百雀羚、環(huán)亞集團、上美集團、相宜本草等10多家知名企業(yè)都至少與兩家以上的高?；蚩蒲性核泻献鳌?/p>

不過，在對外企宣中，這些企業(yè)對“產學研”并沒有很高調的進行宣傳。在面向消費者的產品推廣中，也很少提到與高校有關的研究應用成果，似乎有些諱莫如深。

2021年6月5日，“皮膚健康產業(yè)中國科技聯盟”在上海啟動，其聯合發(fā)起的33家機構中包括清華大學、華東師范大學、華東理工大學、江南大學等國內具有代表性的高校，以及企業(yè)、社會組織、行業(yè)商協會和科研院所等。

相關報道稱，該聯盟倡議，釋放化妝品產業(yè)的科技潛力和創(chuàng)新動力，打好皮膚健康產業(yè)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zhàn)；各方搭建平臺，以標準制定帶動產業(yè)規(guī)范化發(fā)展；以及，啟動中國化妝品行業(yè)“領頭羊”計劃，力爭培育一批知名中國品牌，塑造化妝品產業(yè)的國家名片。

“以前可能有一些高校的教授，對于化妝品應用研究的熱情不是很高，因為他們覺得對比藥品而言，化妝品的有效成分添加量太少了，沒有什么技術含量。不過現在也在改觀，圍繞皮膚健康整個板塊去研究。而且，以往化妝品產業(yè)方面，影響力很大的國內高校偏少，而現在985/211類高校也開始參與進來?！蹦硣鴥仍瞎緞?chuàng)始人說道。

那么，“產學研”這個恢弘的概念，大致該如何拆分開來落地呢？

化妝品產業(yè)鏈，尤其是護膚品方面，整個產業(yè)鏈非常長?；瘖y品屬于精細化工業(yè)，是制造業(yè)大類下的一個分支產業(yè)，其鏈條涉及生物材料、植物原料、配方設計、功效驗證等領域，融合有機化學、植物學、生物學、皮膚醫(yī)學等多學科的知識體系，是個比較具有代表性的跨學科產業(yè)。

“我一直認為，化妝品領域最核心的創(chuàng)新，是材料（原料）的創(chuàng)新?！卑郯猎偕t(yī)學研究院副院長吳田田說道。她是生物學博士，擁有一定的科研背景。

原料是化妝品的源頭。從科研端提供市場競爭力、具備更好功效的新原料，對化妝品企業(yè)來說是極為關注的核心點，也經常是一家企業(yè)在科研技術板塊投入、提升的切入口。

但是，在原料研發(fā)這個節(jié)點上，企業(yè)需要分好幾個步驟來走，基本可以分為探索、鎖定、研究、功效評估、中試，以及量產。

輝文生物創(chuàng)始人駱峰表示，企業(yè)要解決這些環(huán)節(jié)的問題，實際上結合起來是一個巨大的集成式系統工程，從物質的特性、功效、活性動力學、安全性、代謝途徑、制造工藝、質量控制、制劑、消費者接受度等多個維度進行分析和研判。

首先，發(fā)現一個新的物質，“在研究中要找到這個對標的靶向，看看這個物質能否起到好的作用，這是第一步?！?/p>

第二步，這個物質是否能用？這時主要進行各種安全性評價，還有在配方中的表現，考察穩(wěn)定性和功能性，跟各種乳化劑或者表活之間是否會形成干擾等。

第三步，則是重點解決這類問題，“實驗室里搗鼓一下出來的東西，效果可能非常好，但量化生產以后，消費者使用起來效果很差，那中間的環(huán)節(jié)就需要改進?！?/p>

從發(fā)現物質開始，到最終實現“民用”，其實中間有很長的路要走。尤其是對于物質/原料的基礎研究，屬于科研領域的內容，商業(yè)世界中的投入與產出比計算對此并不適用。如果說得再直白一些：這筆賬是算不明白的，投入不見底，產出別預期。再者，從整體水平上看，我國民營企業(yè)在科研與技術方面是不占多少資源和優(yōu)勢的。

但高校的核心板塊，除了教學之外，就是研究。不斷進行前沿的基礎研究，正是高校的主業(yè)和職責。

上海伽譽創(chuàng)始人項光剛畢業(yè)于華東理工大學，是生物技術專業(yè)出身。在創(chuàng)業(yè)后，上海伽譽與華東理工大學有不少合作，項光剛說：“我畢業(yè)后，和華理的藥學院一直有聯系，最早的合作算是請他們幫忙，沒有簽過正式的協議。前期研究上，他們給予了我們很大的一些支持。”

他表示，在原料研發(fā)方向，尤其是基礎研究，企業(yè)應該跟高校有深度合作，對接研發(fā)需求?！耙驗槲覀冏约簭脑搭^去研究一個物質，周期太長了。而高校里的老師大部分都在做基礎研究，對很多物質也都做過基礎研究了，把毒理、基礎性的核心功能、成分等等拆解得比較清楚，這樣我們（企業(yè)）接上，這個研發(fā)周期會縮短很多?！?/p>

此外，高校做了基礎研究，企業(yè)再去看研究成果進行篩選，其實企業(yè)能減少很多前期投入的風險成本。因為，不是所有物質/原料都可以進行轉化的。

項光剛提到，他在看到一個物質的基礎研究某個點很有價值時，會再深入做一些研究和測試，來判斷這個物質適不適合產業(yè)化，從實驗室到工廠的量產上有沒有明顯的bug。如果這些沒搞清楚，也沒有事先衡量就決定要轉化，失敗概率會很高。

駱峰舉了個例子，輝文生物曾經和日本某個著名的大學有過一次合作，是圍繞谷胱甘肽抑制劑展開的。這所大學希望通過科研合作，以后把這款原料在中國落地，輝文生物也進入了合作公司的篩選范圍。

“在國際上，比較講究通過合同的方式把知識產權鎖定，這對我們來說沒有任何問題。他們就公開了工藝，我們也參與進研究與探討中，但最后（這次合作）是被我們否定的?！?/p>

為什么否定？駱峰坦言，因為這個原料的工藝過程太復雜了，需要經過30個步驟的合成。而且在價格預測上，可能每公斤的價格是120萬人民幣。原料功效驗證是非常好的，但輝文生物在綜合考慮后認為，原料應用的成本太高，消費者無法承受產品在零售終端的價格，于是終止了合作項目。

“有些研究適合上書架，而有些研究適合上貨架，要把這兩者區(qū)分開。不能因為現在產業(yè)化熱門，就想讓所有研究成果都產業(yè)化，都上貨架，那是不現實的?！蔽靼步煌ù髮W特聘研究員何旺驍教授說道。

他表示，可能有些企業(yè)不太了解這點，團隊也不太懂科研，去高校買了一個研究成果，但事實上那個成果更偏理論，而非轉化。投入不少資金，最終發(fā)現不行后，兩邊都失望。

所以，這里就引出了兩個關鍵點：在“產學研”中，企業(yè)需要具備什么樣的能力？某個新原料從實驗室走到工廠，要面臨哪些客觀問題？

首先，企業(yè)去外部的高校合作，該如何去找相關研究成果？是先通過文獻去鎖定一個原料及論文署名的高校研究人員，還是先接觸一個高校的實驗室，再看他們有哪些成果。

駱峰透露了輝文生物的一些方式，有基本的3個點：

1）有非常發(fā)達的科技情報搜索能力，而且不僅限于國內發(fā)表的文獻，視野要放在全球范圍；2）有專利檢索和識別、判斷的能力，不能聽人說什么就是什么；3）有市場流行趨勢的把控能力。

他表示，當企業(yè)自己有了科技與專利情報收集的網絡后，可以做到對高校進行反向提案，“我們非常了解跟我們合作的高校，教授、科研人員的強項在哪里，請他們發(fā)揮自己的專長。在研究成果轉化的過程中，不是一個科學家就能完成的?！?/p>

“有的科研人員專門負責植物物質的發(fā)現，有的則負責其物質的結構鑒定，有的負責篩選后的植物物質能否以合成方式來制備，每個人只做一個點，最后的集成在輝文完成。而我們這樣的企業(yè)，強項是在產業(yè)化過程中建立工藝標準和質量標準，有了這兩個標準后，才能在車間里做到大規(guī)模生產?！?/p>

但這樣的布局只是基礎，是一個框架體系，在落地的實際情況中還有很多限制因素，甚至是隱患。

從1毫克到100克，再到1噸

在技術手段上，實驗室制備出來的物質產量可能十分有限。

駱峰舉例道，國內某著名高校的一位教授，對某個物質研究了很長時間，文獻與專利都非常豐滿。但實驗室里，都是以毫克為單位計產品的數量，如果要做各種角度的驗證，比如抗氧化、美白等測試，那一定是會做到100克左右的產品。

“這里產生了一個非常困惑的問題，第一，實驗室里需要經年累月的時間才能做出100克，在產量上就很難實現；第二，讓一位教授去提取、制備100克物質，那是巨大的資源浪費?！?/p>

其次，在生產成本上，實驗室里的有些物質太貴了。

吳田田表示，在她從事的生物學研究中，有些毫克級的試劑都是幾萬、幾十萬的，提取出來就需要這樣的成本，更不要說后面做驗證，乃至產業(yè)化，運用到“民用”的產品中去，這么高成本的東西肯定是不現實的。

第三，在知識產權上，企業(yè)跟研究人員是否會產生糾葛。

“實驗室做100克很難，而企業(yè)當然能快速實現這個100克的生產。但是這個過程中也會有個問題，從教授的角度，他把自己的knowhow（專業(yè)技術）交給企業(yè)，企業(yè)去做了100克，那他的知識產權如何保護？雖然可以簽訂合同，但教授還是會擔心的。”駱峰說道。

同時，“從企業(yè)的角度，也要考慮動用很多的人力物力去做這100克物質值不值得，因為100克的生產是工程師做的，1噸的生產才是車間工人來做。而且，企業(yè)把物質制備出來、測試以后，高校教授也會要求把你的評價過程、結果告訴他，這點是合情合理的，但評價的方法論本身也是企業(yè)的knowhow（專業(yè)技術）。于是兩邊都有顧慮，也會有一些糾葛?！?/p>

從實驗室數據到終端消費者，中間會有功效不斷損耗

有位新銳品牌創(chuàng)始人曾公開表示，很多原料的實驗室數據很漂亮，但當它加入到一個配方中，規(guī)?；a、產品上市后，從消費者的感受反饋來看似乎就沒有那么好了。

項光剛坦言，從實驗室到消費者市場，同一個物質的表現確實會有不同程度的差距，并且這是沒有辦法避免的。

“在高校和研究院所，物質的功能性測試很多時候都是做體外實驗，就是用細胞或酶。但體外實驗沒有透皮的過程，是直接對接細胞，成倍劑量是可以發(fā)揮大的功效的，可是這個不能指導我們在終端的配方?！?/p>

他表示，做配方時，活性物會有損失，加熱會有損耗。消費者在使用產品時，活性物還需要透皮，穿過角質層的屏障。但物質不可能完全過去，會被擋在外面。因為各種因素的限制，經過層層損耗，最后的功效表現一定是打折扣的。

據項光剛介紹，他的經驗是，“如果我們做的是體外測試，即細胞實驗，在后續(xù)配方添加中要達到50倍到100倍，這樣一個計量比。假如某個物質，你在實驗里加了萬分之一的量，那么在配方里，肯定要添加百分之一的量才能達到你做實驗時的功效?！?/p>

吳田田認為，要比較辯證的來看待這個問題。在實驗室內，如果需要一個物質來做實驗，在提取、制備或存儲上是不計成本的，追求非常高精度的去研究它。但在后續(xù)的產業(yè)化應用中，這些因素都必須考慮進去。

“比如一些生物材料，在零下80度的條件，或者說在液氮中以更低的溫度來保存活性是最好的，這個儲存要求實驗室里可以做到，但在消費品的產業(yè)化上就是非常不現實的。如果我們想用最完美、功效最好的方式去應用某個材料的話，那可能很多新材料只能永遠存在于實驗室中，離大家的生活很遠。我覺得這對于我們整個行業(yè)發(fā)展來說，并不是一個太好的事情?！?/p>

企業(yè)與高校之間存在的思維差異

吳田田所在的佰傲再生團隊，此前是做基礎研究。在2013年，美國與德國科學家關于外泌體的研究獲得諾貝爾生理學獎（醫(yī)學獎）以后，外泌體的科研就呈現一個井噴狀態(tài)。在這種趨勢下，佰傲再生的團隊也進入到外泌體跟抗衰老相關的一系列研究中。

“在我們這些年的碰撞過程中，我自己感受到，基礎研究和產業(yè)化應用兩者間，有時候思維方式存在比較大的差別。因為科學研究，是用盡各種方法、不考慮成本來得到一個物質，在精確的條件下，呈現出實驗結果，然后發(fā)表論文?！?/p>

但是，產業(yè)化時首先要思考的是成本、產量和產率。“比如說外泌體，它的提取、分離在科研中有很多種方式，每個方式都各有利弊，我們要去找到在產業(yè)化中最適合的方式，盡可能做到低成本、高效率、產量能支持廣泛的應用，同時功效也比較接近實驗室中精確制備方式得到的效果。尤其是成本可控，這個其實很關鍵?！?/p>

曾經有科研工作者談到，國內學術界比較重視論文，在基礎研究領域，相對更容易寫出一些高水平的文章。項光剛表示，從客觀上看，這跟國內高校的培養(yǎng)機制有關。在高校內評職稱，如晉升副教授、教授，拿研究經費等，都是看論文成果。一方面，做基礎研究容易出文章，關于某一個物質就有上萬篇論文；另一方面，有產業(yè)化研究才能產生知識產權和專利，比基礎研究類的論文難度更高，而專利在評級時是不算業(yè)績的，所以一般科研人員不太傾向做應用、產業(yè)化，偏工程性質的工作。

“有些老師教授也有專利，是幾十年前的東西了，專利都快過期了，還放在學校里。沒人會去對接這些事情，（這些專利）都不一定被企業(yè)發(fā)現，拿出來轉化。”

誠然，在目標、側重點、思維方式，甚至溝通方式上，企業(yè)與高校之間都有一條鴻溝，而且不是那么容易能跨越。

駱峰認為，產業(yè)化過程，現在走的這條路也有很多是值得商榷的。在企業(yè)和高校間，高校的科學家如果去主導產業(yè)化會碰壁，因為商業(yè)和學術是兩碼事，但企業(yè)主導創(chuàng)新而忽略了科學家的存在，一定會掉進陷阱里。所以沒有非此即彼的絕對論，這是一個相對的、需要不斷互相磨合的過程。

“我們這個世界，其實不缺知識和技術，也不缺市場表現的企業(yè)，關鍵是能把這兩邊串聯起來的能力，是稀缺的。這樣能在中間的人特別少，要有專業(yè)的學術背景，懂研究、懂技術、理解商業(yè)，在各方面進行溝通，然后整合。”

一個潛在隱患：高校里的知識產權歸屬問題

相比前文提及的問題，毫無疑問，這是個有些敏感的話題。根據相關規(guī)定，高?；蚩蒲性核目蒲腥藛T在職期間的職務發(fā)明，原則上應該歸屬單位。

《中國新聞周刊》曾對科學家創(chuàng)業(yè)潮進行報道，文章中提到，當職務科技成果屬于一種國有資產時，原先規(guī)定，如果要將其轉讓或者作價出資，需要一級一級上報，達到一定金額時要上報至國家財政部才能獲批，效率非常低。直到2019年，這種知識產權的處置權下放到高校和科研機構，即科研人員所在的單位可以自行決定，成果是否出售，以及出售的價格。

以前，高校教授直接創(chuàng)業(yè)是有風險的，問題多出在“職務科技成果屬于國有資產”這點上。

比如，2013年10月，時任浙江大學副校長、自動控制學家褚健剛入選了中國工程院院士的候選名單，突然因涉嫌貪污而被刑事拘留。褚健當時也是中控集團創(chuàng)始人兼總裁，他被指控了4項罪名。在2014年檢察院對褚健一案正式提起公訴時，保留了一項指控，表示2003年中控公司脫離浙江大學的過程中涉嫌侵吞國有資產。這起案件被稱為“中國科技第一案”，褚健最終被判處有期徒刑3年零3個月。

再如，2016年3月，清華大學建筑學院教授付林因涉嫌貪污，被北京市海淀區(qū)檢察院立案偵查，同日刑事拘留。2017年5月，檢察院提起公訴，指控付林涉嫌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這兩個罪名，與付林在校外成立公司、企業(yè)贊助付林團隊的科研經費，以及其團隊與企業(yè)在科研成果轉化上的合同糾紛有關。2018年2月14日，付林獲得取保候審。同年9月20日，檢察院決定對付林撤訴。

不過，國家政策方向在改變。2015年，中國出臺了《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該文件提高了科研人員參與成果轉化應得的收益比例，給予成果發(fā)明者和貢獻者最低獎勵比例為50％。2016年4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fā)《促進科技成果轉移轉化行動方案》，大力支持高校和科研院所開展科技成果轉移轉化。

2021年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了修訂后的《中國科學技術進步法》，將“應用研究與成果轉化”設為專門章節(jié)，探索賦予科研人員職務科技成果所有權或長期使用權。并且提出，鼓勵科研單位采取股權、期權、分紅等方式激勵科研人員。

在這方面，如果企業(yè)和高校的科研人員有關于“職務科技成果”的轉化合作，那么明確這個知識產權歸屬，以及后續(xù)在產品應用上是否順暢，是有必要的。

除了以上幾方面之外，項光剛還提到一點，在產學研的過程中，企業(yè)不能照搬科研院所的研究成果，需要通過“中間再開發(fā)”。

項光剛創(chuàng)立的上海伽譽是一家原料公司，以植物提取物為主，在龍膽提取物方面發(fā)布過一篇SCI論文，具有自主科研和產業(yè)化應用研究的能力。

“去年，福建的青蛙王子公司和華東理工大學建立一個聯合實驗室，我們也有參與。為什么我們要參與進去？因為青蛙王子贊助了很多科研經費，華理的藥學院也研究出一些成果，把論文和專利都給了青蛙王子。但這些成果沒有放大、中試過，是不能在產品中直接用的，而青蛙王子也沒有原料生產相關的能力體系。所以，原料的放大生產這部分是我們來做的，可以把它真正落地?！彼f道。

其實，和所有形式的成功一樣，“成功”本身是一個小概率事件，就像有個漏斗在層層篩選，從廣口逐漸縮小到極窄的口子。

何旺驍教授的團隊在和佰傲再生公司合作，將一款納金肽應用到化妝品中。他們團隊把納金肽做成超分子的結構，解決了透皮的難題，也經過了功效驗證，并且達到可以量產的技術水平。

但這種合作成功的案例并不多，甚至在何教授的視角里非常少。

“實際上，我旁邊所有實驗室的小瓶子（注：指新原料研究應用）都沒有成功過，有些項目我看完以后就放棄了，因為就不可能實現量產。比如納米酶，現在這個概念很火，就是超氧化物歧化酶，有實驗室做了一些更簡單的納米酶，催化效率更高，添加量可以更低。但是，一看它生產的困難程度，我當時就覺得沒法做?！?/p>

何旺驍教授坦言，在產學研轉化上，問題確實挺多的。不過他也表示，中國企業(yè)一定要和高校合作，這是一條非常好的路徑。

何教授曾在美國的高校實驗室工作過兩年，2019年回到中國。他從更大的視角表達了自己的看法。

“中國和歐美的體制不一樣，歐美真的是資本主義下的體制，但中國是一個舉國體制。在中國想做點好的事情，只要能跟國家聯系上，有國家的背景，那做起來就完全不同了。”

他表示，在歐美國家，在科研經費上企業(yè)投入多少就是多少，都算自己的支出成本。而在中國，企業(yè)跟高校合作的課題，實際上橫向撬動了很多國家資源。

“比如，某個企業(yè)跟高?？蒲腥藛T合作，給了幾十萬經費，有新的原料成果。在明確知識產權后，企業(yè)可以買下這個成果。但是，為他們承擔這個課題進行研究的團隊工資是國家發(fā)的，學校里價值幾個億的科研平臺也都是國家撥款，不用企業(yè)掏錢來投資。如果折合成歐美的角度來說，那成本就不是幾十萬，可能要幾千萬才能拿下來?！?/p>

他還舉了個例子，有一家公司給了一位科研人員帶領的團隊100萬課題經費，其團隊做出一些成果后，跟國家申請了1000萬的研究項目，在這個方向上和這家公司一起往前研究探索。所以，對于這家公司而言，他們的研發(fā)成本是100萬，但其實獲得的科研成果是價值1100萬的。

“國家現在是在鼓勵高校和企業(yè)之間建立合作關系的，也鼓勵高校的科研成果要進行企業(yè)轉化。說實話，高校的科研成果剛開始轉給企業(yè)，價格是很低的。但高校這么多年積累的成果，背后可調動的資源又非常多。我們國內的企業(yè)要用好這個資源，就像中國的藥企這幾年跟高校合作很多，把這些資源用得最好，所以我們看到現在國產藥做得挺不錯的。”

目前，國家公認的產學研流程分為九級科技創(chuàng)新鏈，其中1-3級是基礎研究階段，主要在實驗室中，創(chuàng)新主體以科研人員為主；4-6級是工程化階段，探索是否有量產的可能，這時工程師、企業(yè)就加入進來了；而7-9級是產業(yè)化階段，主要由企業(yè)核算生產成本、建立技術規(guī)范、量產標準等。

圖片來自美麗修行大數據

2020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院士趙宇亮提出，中國科技創(chuàng)新能力不足，是因為九級科技創(chuàng)新鏈不完整，需要補建4-6級創(chuàng)新鏈。

趙宇亮院士表示，中國研發(fā)人員數量世界第一，諸多領域基礎研究論文數量世界第一，專利申請量世界第一。但《中國科技成果轉化2018年度報告》顯示，我國科技成果轉化率為10%左右，美國高達70%。

他建議，要改革科技創(chuàng)新鏈中的科技要素、經濟要素和社會要素，其中提到，新技術/新產品是企業(yè)的需求，企業(yè)是技術創(chuàng)新的主體。4-6級必須是優(yōu)秀的企業(yè)工程師主導并與科學家協同完成，最終接手技術或產品的是企業(yè)。而且，在經濟要素中，他還建議廢除科技成果轉化中的“國有資產流失”罪，讓知識產權徹底落地。

行文至此，我們看到，從整個大環(huán)境如國家發(fā)展背景上看，現在企業(yè)與高校合作是得到鼓勵的。但在科研和技術方向上，高校真的是企業(yè)的“救命稻草”嗎？也不盡然，在前文中我們同時看到很多問題，企業(yè)在“產學研”過程中需要去想辦法解決，甚至是接受這些問題。

比如，實驗室里的研究成果本身就有“上書架”和“上貨架”之分，并非全都能轉化；成果轉化的成功率并不高，還可能比較低；從實驗室到產品應用，中間的功效損耗無法避免；企業(yè)在產業(yè)化中要平衡成本、產量、產率、效果這幾個要素；還要關注科技成果的知識產權歸屬等等。

如果我們從解決方案的角度出發(fā)思考，排除人為無法影響的客觀因素之外，企業(yè)應該如何提高“產學研轉化”的成功率，或許有這幾點：

首先，企業(yè)自身要有科技情報的收集能力，以及對研究成果含金量的鑒別能力；

其次，企業(yè)最好要有“中間再開發(fā)”的能力，相當于是4-6級工程化能力；

第三，在與高校的合作中，理解象牙塔和商業(yè)世界的思維差異；

第四，尊重科研的發(fā)展規(guī)律，“這是砌墻，只能一塊磚一塊磚的往上壘，著急也沒用?！?/p>

此外，“產學研轉化”考驗的是集成能力，如駱峰所說：“很多企業(yè)以為找到一個高校教授，就能解決所有科技問題，這么想是不對的。如果真是這樣，那高校也不用教書了，直接做產業(yè)化好了。”

“很多時候，時間是最不可逾越的。有了時間積累后，有些事情或能力自然而然就沉淀下來了?！眳翘锾镎f道。

有句話說，正確的路往往是最難走的，所以成功的人很少。也正因為少，所以才彌足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