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每日人物社
“提桶人”三個字,對富士康來說,具有符號化的意義。
在疫情來臨之前,“提桶跑路”是富士康不少打工者們的常態(tài)。年輕人們把鋪蓋、洗漱用品裝進桶里,像候鳥一樣涌入旺季時的富士康,又在淡季時離去。那時他們選擇很多,世界也很暢通,其中的一些人自稱為“提桶人”——“想來就來,想走就走”。
但現在,對很多原來的“提桶人”來說,這樣的瀟灑狀態(tài)一去不復返了。一方面,他們需要這份工作,尤其是在疫情襲來之后,另一方面,他們同時也發(fā)現,跨城市的遷徙正越來越成為一件困難的事。
一些“提桶人”放棄了一年四季往返于各個工廠的高收益,為了求穩(wěn),把自己轉成了富士康正式工。就連稱呼也變了,他們現在管富士康叫做“發(fā)財康”,認為這里雖然辛苦,但好歹工資會照常發(fā)放。還有很多勞務中介,打出的廣告是:“疫情在反彈,工廠最安全”——富士康可以被看作當下最穩(wěn)定的選擇。
文|饒桐語
編輯|易方興
運營|月彌
疫情帶來的消失
一些東西在富士康消失了。
27歲的深圳富士康工人林康發(fā)現,放在貨架上的工件變少了——走到車間的盡頭,有一個2米高的5層貨架,每一層都摞著透明收納盒,工人們需要打磨的工件就放在里面,經過他們的加工,這些工件將會成為標準的模具,復制出無數的手機零件。
疫情以來,車間的訂單量下滑明顯,貨架上的收納盒也總是擺得稀稀拉拉,顯得空空的,“真是沒活干了”,林康說。他是湖北人,已經在這里待了5.9年(5.9乘以365天)了。每一個富士康工人都習慣把工齡精確到小數點后一位,因為“工齡就是錢”。他現在變得不習慣,因為曾經做不完的工件,突然成為了需要爭奪的資源。林康記得,前幾年,架子上的收納盒放得層層疊疊的,速度一慢,工件就多到架子都裝不下,又堆滿旁邊的電腦桌。
沒活干兒了,很多工人湊不滿工時,氣氛變得微妙起來。那些好做的、容易湊滿工作時長的工件,成為“香餑餑”,所有人的眼睛都盯著它。
盡管不習慣,但林康也很快加入到了這場“爭奪”當中。為了比所有人都早點兒到,林康把起床鬧鐘提前了20分鐘。7點30分,他第一個抵達車間,第一件事是站到貨架前,把好做的全部挑出來,放到自己的工作臺。
類似的“消失”也發(fā)生在深圳富士康的其他車間。從2016年算起,廣西小伙子韋大強也來這里6年了。像他一樣的廣西年輕人,不少都把深圳富士康當成工作的盡頭。他發(fā)現,這兩年,除了穩(wěn)定供應的口罩,按慣例發(fā)到工人們手上的東西都沒了——績效獎金、原本一年一發(fā)的工服,甚至洗手液。
洗手液是用來洗掉機油和鎢鋼粉的。和林康一樣,韋大強的工作也需要操作機臺,一天活干下來,手全是黑的,只有洗手液才能洗干凈。以前,洗手液會批量發(fā)放到工人們手里,但現在,洗手液的供應斷斷續(xù)續(xù),韋大強只好用抹布擦手,還要使大勁搓,一周時間,白毛巾就會徹底變成黑毛巾。
▲ 韋大強用來擦手的毛巾,一周就會變成黑色。圖 / 受訪者提供
毛巾粗糙,搓久了手疼,韋大強和工友們覺得還是洗手液好。于是,再發(fā)下來的洗手液,他們都舍不得用完了,偷偷倒出來一些,裝進礦泉水瓶子,再藏到自己的柜子里,下班的時候省著倒點兒,搓到泡沫都黑了再洗掉?;蛘?,有膽子大的,會去整層樓盡頭公用的衛(wèi)生間,趁沒人的時候,把洗手臺上的洗手液偷拿回來用。
在工廠里,洗手液是消耗品,沒有人舍得自己花錢買,尤其是在績效獎金一起消失之后。韋大強記得,今年的4月7號,是固定的富士康發(fā)工資日,自己只收到了68元的績效工資,有一個工友,收到了1元錢,看著銀行卡的數額,大家都沉默了。
相較于這些具體的事物,被河南姑娘吳小菲注意到的是一些抽象的東西——她的休息時間消失了。吳小菲在鄭州富士康,做的是流水線上最普通的工作,不需要一點創(chuàng)造力。她和3個工友,只需要把手機從流水線上拿下來,用小鑷子在手機側面的定位柱上貼上電池墊片,加固后再放回流水線就好,整個流程不超過30秒。每天,她們可以重復這樣的動作7000次。
但正是無數這樣的重復枯燥勞動,支撐著iPhone的量產,支撐著富士康,也支撐著鄭州。每年,全球一半以上的iPhone組裝都出自鄭州,而鄭州GDP的8.7%是靠富士康空港廠區(qū)完成(2020年)。但吳小菲不懂這些,她不知道自己流水線上是哪一代產品,也不覺得iPhone有什么偉大的,她覺得自己的國產手機完全夠用了。
工作是枯燥的,她的快樂在別處。對吳小菲來說,最快樂的時候只有下班前的半個小時——如果手上的動作足夠快,她們可以提前半個小時完成所有的工作量,然后搬個小板凳,聚坐在車間門口,玩得好的幾個人,圍在一起喝喝水,聊聊天,等著18點30分一到,準時打卡下班。
但是,疫情改變了流水線的生物鐘。每天下午3點,線長走出來,大喊一聲,“停線——”,整個車間的流水線就戛然而止,接近300名工人站起來,到樓下排隊做核酸。
時間在排隊中流逝,生產時長當然也被壓縮了,“回去之后,肯定要把這半個小時的量趕回來”,吳小菲再也沒辦法提前下班,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焦慮,如果手稍微慢一點兒,源源不斷流出來的手機就會堆積,吳小菲心里開始著急:“我看到堆積了,速度也加快了,但我明明一直在貼、一直在貼,怎么還是做不完?”
吳小菲懷念消失的半個小時。這是寶貴的休息時間,更重要的是,在這段時間里,她可以不只是流水線上的工人,五花八門的聊天話題讓所有人變得生動起來。誰和家人鬧矛盾了,誰周末出去吃燒烤了,還有隔壁那條流水線的男孩,上班的時候摔傷了手臂,手都抬不起來,吳小菲想到了自己正在讀大學的弟弟,像姐姐一樣叮囑他:走路不要玩手機。
加不上的班
工人們觀察到的“消失”,在富士康面前顯得有點微不足道。在全國各地,北到遼寧營口,西至云南昆明,分布著40多個富士康廠區(qū),每個廠區(qū)被劃分成幾棟大樓,又被切分成無數個車間、無數條流水線,數以百萬計的工人被塞進這些格子。
在這個巨型工廠里,即使工件少了、福利待遇差了、休息時間沒了,也沒有人能心安理得地停下,制度用最簡單的方式教會了工人們如何成為一臺永動機。
最直接的是工資計算方式。在富士康,員工的基本薪資不高,大部分都來自于加班工資。6年前,林康從湖北來到深圳觀瀾富士康,賺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基礎工資4000多元,扣除五險一金之后,再算上加班加滿拿到的3000多元,到手能有接近7000塊。對大專畢業(yè)的林康來說,這已經是不低的收入,而其中,加班工資占了大頭。
沒有加班甚至可以變成一種“懲罰”。而今年,由于訂單量下滑,車間效益下降,領導們對工時和加班的管理也變得嚴格起來。林康記得,有個復雜工件,以前做完起碼能算5個工時,但這一次,他用電腦一查,上面顯示的工時數是1。
疫情沖刷著全國各地的富士康。在7年老員工楊束新眼里,“卡加班”和“卡工時”已經是這兩年的常態(tài),“就是想方設法把你給逼走,申請自動離職”。
楊束新在河南濟源富士康做機械加工,每天需要操作2臺機器,標準工作時長是10個小時,以前,只要有活干,不管產出多少,都會在周末報加班。2020年的時候,變成2臺機器一天需要產出16個小時才有資格加班,后來,這個數字慢慢變成20個、23個……到2022年,所要求的工時已經是26個小時。
但楊束新不愿意走。他快30歲了,前兩年剛結婚,買了房,有個1歲零2個月的寶寶,每個月要還1500元的房貸。
沒有加班之后,基本工資不能再少了,楊束新不敢再回家。他算著,自己已經半年沒有見過孩子,結婚之后,楊束新和妻子兩地分居,自己在濟源,妻子帶著孩子在老家村里。只有200公里的路程,也不能隨意回家——疫情一開始,富士康就規(guī)定,回來就是隔離14天,老家這邊又得隔離7天,那就是接近一個月沒有收入,“打工的,隔離了,錢也掙不到了,你說你干啥?”
在流水線上貼墊片的河南女孩吳小菲,也是富士康的“提桶人”之一。2020年3月,吳小菲第一次到富士康做臨時工,之后的時間里,她保持著每年進3次富士康的頻率——返費高的時候進,做滿3個月就出來,到今年,吳小菲已經7進7出富士康。
吳小菲覺得,能加班,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今年3月,深圳富士康因為疫情停擺,一些訂單也轉移到了她所在的河南鄭州富士康廠區(qū),訂單一下子變多了,她每天都能加2.5個小時的班,算上返費,一個月能賺上7000多塊。
疫情之后,訂單更加頻繁地在全國各地的富士康中間轉移。山西太原廠區(qū)的一位“提桶人”張力波說,今年5月,廠區(qū)也有一段時間訂單增加,是因為河南鄭州又遭遇了疫情,訂單轉移到了他所在的廠區(qū)。和吳小菲一樣,那段時間,張力波也能拿到更多的加班工資。
顯然,疫情難以撼動龐大的富士康,只要讓訂單在各個廠區(qū)流動起來,流水線就可以一直不停擺。但身處其中的富士康工人們,是沒有選擇權的,他們更多的,是獨自搖擺在加班、不加班,極端的忙碌,或者突如其來的停工之中。
“提桶人”變成長期工
7進7出富士康的“提桶人”吳小菲,已經記不清自己每一次的工作內容。但她知道,如果自己再進富士康,也不會有任何困難——每一次的工作都很容易。比如貼電池墊片,剛開始時,別人一天貼1000個,吳小菲也能貼上600個,只需要一天時間,吳小菲就可以熟練得看不出是新手。
但簡單和枯燥,幾乎是一對同義詞。人的身體是強大的——貼墊片貼久了,吳小菲的眼睛能適應看很小的東西,長時間盯著定位柱也不會眼花。更難調節(jié)的是精神,吳小菲還是用了“壓抑”兩個字來形容在車間的感覺,因為“看不到外面的天”,每個人都長得一樣:一樣的口罩,一樣的白色靜電衣,唯一的一點色彩是線長,他們穿的靜電衣是藍色。
也正因為如此,吳小菲更適應富士康臨時工的節(jié)奏,她的丈夫陳偉也在富士康,這3年,夫妻兩人一起進富士康,在廠里干3個月就出來,做1個月零工調節(jié)一下。陳偉會開車,就去跑滴滴,或者看哪里需要日結司機,吳小菲則去做電話銷售,這份工作的好處是“上班可以隨身帶手機,也沒什么規(guī)矩”。這1個月也是屬于夫妻二人的休息時間,陳偉跑滴滴的收入,比富士康少,1個月4000塊,但會感覺“舒服、自由一點”。
但疫情還是縮小了夫妻二人的選擇余地。去年5月,吳小菲和陳偉結束了又一個工期,然而,所有的餐館、KTV、電影院都關門了,哪里都不需要用工,陳偉不得不又續(xù)了3個月的工期。6個月結束,一個選擇擺在夫妻二人面前:在富士康,臨時工最多只能做6個月,到期之后,要么轉正成為正式工,要么離職。
此時的城市里,很多街道、商場封控起來,哪哪都找不到工作,坐滴滴的人也變少了。無處可去的吳小菲和陳偉,思來想去,“還是得穩(wěn)定一點”,兩個人坐在床上商量,決定讓陳偉轉正做正式工,吳小菲身體差些,要一直在富士康工作的話,怕吃不消,就還做臨時工,這樣,家里起碼能有一份穩(wěn)定收入來源。
到現在,陳偉已經在富士康待了一年多了,吳小菲還是心疼——鄭州的疫情管控沒有放松,廠區(qū)每天都要查核酸檢測報告,但陳偉上著夜班,下班的時候是早上7點,他要在外面等著,直到做核酸檢測點開始上班了,再做完核酸、回來休息。有的時候,8點就能做完,有時候人多,要排隊到10點多。
做了正式工,就沒有返費了,“全靠加班”,陳偉每天都希望加班能多些,工資能高一點,而上夜班,會有8塊錢的夜宵津貼,1個月下來,工資會多 100 來塊。
顯然,在工人們之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無法離開富士康的,他們需要這份工作,尤其是在疫情襲來之后。有很多富士康工人,過著疫情時代的流水線生活,他們把富士康叫做“發(fā)財康”,認為這里雖然辛苦,但好歹工資會照例發(fā)放。還有很多中介,打出的廣告是,“疫情在反彈,工廠最安全”——富士康可以被看作當下最穩(wěn)定的選擇。
那個山西太原的臨時工張力波,就有這樣的想法。
張力波已經37歲了,疫情這3年,他進了3回富士康。之前,他是廚師,在各大餐館里輾轉,有次感冒之后,突然就粉塵過敏了,再也碰不了面粉,廚師生涯宣告結束。除了做菜,啥也不會,張力波就進了工廠,“那里工作簡單,什么都好學”,今年這一回,他在流水線上負責測試手機——把手機從流水線上拿下來,放上架子,把線插上。
張力波甚至覺得自己是幸運的。疫情以后,很多餐館都倒閉了,他聽說,很多之前的廚師同行,都失業(yè)了,反倒是自己,還找到了富士康這條路。今年4月,山西疫情加重,張力波在家里隔離了半個月,他說,這期間,富士康還發(fā)了800塊基礎工資,“算可以了”。
唯一的不舒服是上夜班,他年級大了,車間里都是比他小十幾歲、甚至二十多歲的小孩,一趟夜班上下來,“特別困”。但是,有夜班,還是會去上。張力波甚至覺得自己年紀大,算點兒優(yōu)勢,因為車間工作枯燥,年輕的工人們貪玩,干幾個小時就沒耐心了,想早早下班,但自己不會,“我這個年齡段,什么都能熬住”,因為“就主要想掙錢”。
這群離不開富士康的人,都有不大不小的經濟壓力,也對某種程度的穩(wěn)定有要求。張力波去年剛買了房,他有兩個孩子,一個上小學的女兒,一個上初中的兒子,再租房不太好了,狠狠心,買了一套40萬的二手房,找親戚借了16萬。今年,房價降了點,妻子老嘮叨,不該急著買,算下來,要是現在再買,又能便宜3萬塊。
張力波的妻子,也打零工,在物業(yè)公司里做保潔員。買房的時候,夫妻二人唯一的考慮就是“堅決不能找銀行貸款買房”,兩個人都擔心,如果疫情一來,生產停止了,家里就徹底斷了收入來源,沒法還上。
安全的富士康,帶來了穩(wěn)定,也帶來了屏蔽外界的隔膜。相較于臨時工們,這種情緒,在正式工身上表現得更加明顯。
去年5月,廣西小伙子韋大強,也試圖離開富士康,重新找工作,他想換個“工作環(huán)境好點的”,或者“不用上夜班的”。韋大強面試了好幾家,2家過了,但進程都終結在突然到來的疫情里,“哪里都時不時就冒出2個病例,再不敢出門了”。躺在宿舍床上,猶豫了一陣子,韋大強還是覺得富士康好,工資雖然不會加,但也不會降,“比較安逸”。
有的時候,富士康是“收容所”,收納了那些在疫情中無處可去的人;也有很多時候,富士康削去了工人們走向外界的勇氣,把他們變成了無處可去的人。
選擇魚缸還是河流
加入“貨架爭奪戰(zhàn)”的林康,陷入了一種職業(yè)焦慮。
他有無法忍受的時刻。去年9月,林康有個工件做得不太好,快下班了,就打算放到第二天處理。結果,線長生氣了,問為什么不加班處理完再走。林康也火了,頂撞了幾句——這是他這些年來,第一次反抗線長,在這之前,“沒有反駁過什么東西,反正他讓我干什么我就干唄”。
▲ 林康所在的車間,穿過車間就是貨架。圖 / 受訪者提供
再然后,今年4月,一個無班可加的周六,林康走出園區(qū),去參加了一個短視頻公司的面試,面試崗位是小游戲編導,并且面試成功。很快,他提出離職。在此之前,林康不敢出去找工作、投簡歷,覺得“外面的世界特別可怕”,自己也一定處理不了富士康以外的問題。
顯然,對于林康個人而言,他對富士康的職位依賴程度正在降低。他像一條從魚缸掙扎跳進河流的魚,但這樣的人是少數。來自南京大學社會學院的教授汪和建,在研究富士康員工的不同“保護性行動”時,假設了幾個選擇:離職、忠誠(馴服、責任)、呼吁(申訴、抗議)等等。而影響因素是工人的職位依賴強度,和組織能否改善的預期。如果工人不再依賴這個崗位,則會選擇離職。反之,則會選擇留下。
事實上,一線工人們很容易在日復一日地工作中,產生對自身能力的不自信。不僅林康,韋大強、楊束新也都在說,他們沒辦法離開富士康了,而他們的工作年限都在5年以上。
還有另外一位在富士康待了10年的員工,已經見過了太多的“提桶人”,反而變得安于現狀。面對疫情和裁員的議題,他變得敏感、尖銳,甚至不斷貶低自己,反復問我:“我拿2000來塊錢的工資,每個月該吃該喝,我關心這些有用嗎?”至于是否擔心疫情會影響自己之后的工作,他的回答是:“要學歷沒學歷,要能力沒能力,又那么懶,在富士康起碼還有2000多塊,還想往哪里跑?越跑越窮啦?!?/p>
一份高校富士康調研組出示的報告顯示,只有三成工人的工作時長會超過一年。汪和建對這個數據的理解是,1年工齡以內的工人,退出成本低,也難以看到企業(yè)改善的期望,就會選擇離職。但隨著時間推移,付出越多,依賴程度也會加劇。
在如今的富士康,無處可去的提桶人,正在逐漸變得依賴富士康。
不是所有人都像林康那么幸運。去年曾經找工作、又被疫情橫插一腳的韋大強,已經徹底放棄了辭職——這是他最后一次邁出富士康的嘗試。韋大強說,他最后悔的事,“就是沒有在當初剛進富士康的時候出去找工作”。如果再讓自己選擇一次,他會學點東西,找一份喜歡的工作,而這,意味著更高的收入,和更大的工作意義。
楊束新用“暈暈騰騰”來形容自己的狀態(tài)?,F在,他還是和妻兒兩地分居,唯一的溝通時間是晚上的視頻聊天。6月1日,是兒童節(jié),前幾天的時候,妻子說了好幾遍,兒子喜歡玩積木,他也答應了要買來作為兒童節(jié)禮物,結果事情在腦子里轉了幾圈,還是忘了。楊束新反復自?。骸疤焯爝^得暈暈騰騰的,我這個當爹的不稱職??!”
他有更多的事情要去糾結。訂單少了,工資降了,廠區(qū)會不會倒閉?自己要不要辭職?剛在濟源買了房,就在富士康廠區(qū)附近,如果沒了工作,是不是得把房子也處理了?要不要南下去打工?打工的話,孩子是跟著自己還是待在老家?
待在富士康,這些問題就暫時都不存在了。
每人互動
你怎么看待疫情后的富士康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