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趙孟
編輯 | 翟星理
近日，全國人大代表、廣東國鼎律師事務所主任朱列玉表示，他將在2022年全國兩會期間提交“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取消醉駕罪的議案”。這是朱列玉第二次就該議題提交議案。
朱列玉認為，通過刑事手段來治理醉駕行為，國家投入了巨大的成本，不僅包括公檢法等機關、設備以及人員的成本，還包括羈押場所的成本，導致大量的公檢法辦案資源及社會資源被占用。
他還指出，醉駕型危險駕駛罪的刑事案件數(shù)量總體上不斷上升，并高居刑事案件數(shù)量首位，“表明醉駕入刑未必是打擊醉駕行為最有效的方法，也不符合社會治理現(xiàn)代化對于犯罪越少越好的要求”。
對此，朱列玉建議，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之一第二款規(guī)定，取消醉駕型危險駕駛罪，完善公安機關對酒駕、醉駕行為作出行政拘留、罰款以及暫扣和吊銷駕駛執(zhí)照等行政處罰措施的規(guī)定，綜合運用行政處罰措施，起到與拘役刑、罰金刑相近的社會效果。
不過，界面新聞采訪的多位法學專家和交通警察表示，并不贊同取消“醉駕入刑”建議，目前“開車不喝酒”的社會“大氣候”已經(jīng)形成，這是社會文明和法治建設難得的進步，放松對醉駕行為的處罰可能引發(fā)反彈。他們表示，擔心因醉駕遭受刑事處罰法波及生活多個方面的觀點，并不能成為修法的理由，因為“你開車時可以選擇不喝酒，或者請代駕”。
2011年5月1日，《刑法修正案(八)》新增一條：在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處拘役，并處罰金，“醉駕入刑”由此開啟。根據(jù)相關規(guī)定，車輛駕駛人員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20mg/100ml、小于80mg/100ml的駕駛行為系飲酒駕車；車輛駕駛人員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80mg/100ml的駕駛行為為醉酒駕車。
根據(jù)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數(shù)據(jù)，2020年全國法院審結醉駕等危險駕駛犯罪案件28.9萬件，高居刑事案件第一位，遠超排名第二的盜竊罪。最高人民檢察院2019年的數(shù)據(jù)顯示，2019年全國檢察機關起訴人數(shù)最多的罪名是危險駕駛罪，有32.2萬余人，約占所有刑事案件提起公訴人數(shù)的18%。
但“醉駕入刑”也被認為對道路安全貢獻巨大。2021年4月，公安部交管局相關負責人表示，“酒后拒駕”日益成為群眾的自覺行為，成為社會普遍認同和支持的文明準則和法治規(guī)則。根據(jù)公安部的數(shù)據(jù)，2020年每排查百輛車的醉駕比例比“醉駕入刑”前減少70%以上。在機動車、駕駛人數(shù)量保持年均1800萬輛、2600萬人的高速增長情況下，十年來全國交通安全形勢總體穩(wěn)定，減少了兩萬余起酒駕醉駕肇事導致的傷亡事故，挽救了上萬家庭免于破碎、返貧。
四川一位交警告訴界面新聞，過去沒有“醉駕入刑”約束時，道路交通安全事故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酒后開車引發(fā)，而“醉駕入刑”十多年后，他明顯感覺因醉駕引發(fā)的交通事故少了許多。他介紹，不僅刑法將“醉駕”納入其中，一些單位也制定了配套懲處措施，醉駕往往會丟掉工作，現(xiàn)階段公職人員酒后開車的情況“幾乎沒有了”。目前查到的一些酒后駕駛案件，當事人往往是偏僻地區(qū)法治意識較淡薄的人員，但總體數(shù)量也在減少。
此前，朱列玉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醉駕入刑”案件數(shù)量不斷攀升，目前已高居刑事案件數(shù)量首位，“醉駕入刑”的立法原意是將醉駕行為列為犯罪行為進行打擊，以遏制醉駕型危險駕駛行為，“但如今不但沒有起到預定的效果，反而已經(jīng)偏離了初衷。”
對此，這位交警表示，醉駕案件增加并不等于醉駕現(xiàn)象增加。醉駕案件增加的原因，一方面是交警部門對此類違法犯罪活動的查處力度增加，另一方面是社會輿論曝光的力度增強?！艾F(xiàn)在我們節(jié)假日幾乎都會查酒駕，同事大年三十都還在查，一直到凌晨兩點多都還在工作。”他表示，正是這些工作帶來了良好的道路安全環(huán)境，他自己和多數(shù)同事并不贊成降低對酒駕、醉駕的處罰力度。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曾參與起草《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王順安向界面新聞表示，“醉駕入刑”是全世界認可的文明準則，其初衷并非在于懲罰，而在于警示、預防犯罪，使人們樹立良好的生活方式和文明的生活習慣。通過十多年的法律實施和社會宣傳，“酒后不開車”的社會共識已經(jīng)形成，這即是“醉駕入刑”立法目的。不能因為實施過程中出現(xiàn)的一些問題，就認為是“惡法”，甚至建議將該罪從刑法中刪除，“這是不理性的”。
他表示，為構建和諧社會，對危險駕駛罪與時俱進地修改與完善，將其負面作用降到最低程度，也是應該的，比如，6個月以下拘役實刑減少，帶有損害修復和強制戒酒令性質(zhì)的緩刑、社區(qū)矯正増加，對表現(xiàn)合規(guī)者建構“前科消滅制度”等。
對于醉駕等危險駕駛犯罪案件成為“第一大罪”，他解釋，一方面是人們的生活水平提高，汽車擁有量增加；另一方則與社會治安好轉(zhuǎn)，排第二的盜竊罪減少有關；此外，后來的《刑法修正案（九）》和《刑法修正案（十一）》，均對危險駕駛罪等進行修訂，擴大了“犯罪圈”，也是此類犯罪增長的原因之一。
王順安表示，每年近30萬的醉駕等危險駕駛犯罪案件，確實是一筆不小的司法成本，但他也提醒，人們應該看到其在保障群眾生命和財政安全、減少惡性交通事故方面起到的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