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席小丹

編輯 | 翟瑞民

2022年2月21日，最高人民檢察院舉行新聞發(fā)布會介紹檢察機關加強人格權刑事保護工作情況，其中，杭州女子被網絡造謠案入選最高檢發(fā)布的第三十四批指導性案例。

2020年7月7日18時許，便民超市老板郎某在杭州市余杭區(qū)某小區(qū)東門快遞驛站內，使用手機偷拍正在等待取快遞的被害人谷某，并將視頻發(fā)布在某微信群。后郎某、何某分別假扮快遞員和谷某，捏造谷某結識快遞員并多次發(fā)生不正當性關系的微信聊天記錄。

為增強聊天記錄的可信度，郎某、何某還捏造“赴約途中”“約會現場”等視頻、圖片。7月7日至7月16日期間，郎某將上述捏造的微信聊天記錄截圖39張及視頻、圖片陸續(xù)發(fā)布在該微信群，引發(fā)群內大量低俗、侮辱性評論。

2020年10月26日，谷女士向杭州市余杭區(qū)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訴，以郎某某、何某某捏造事實，通過網絡誹謗自訴人谷某某且情節(jié)嚴重為由，要求以誹謗罪追究郎某某、何某某的刑事責任。

2020年12月25日，根據杭州市余杭區(qū)人民檢察院建議，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分局對郎某某、何某某涉嫌誹謗案立案偵查。2021年2月26日，杭州市余杭區(qū)人民檢察院依法將被告人郎某某、何某某涉嫌誹謗一案向余杭區(qū)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余杭區(qū)人民檢察院審查認為，郎某、何某為尋求刺激、博取關注，捏造損害他人名譽的事實，在網絡上散布，造成該信息被大量閱讀、轉發(fā)，嚴重侵害谷某的人格權，導致谷某被公司勸退，隨后多次求職被拒，使谷某遭受一定經濟損失，社會評價也遭受嚴重貶損，且二被告人侵害對象選擇隨意，造成不特定公眾恐慌和社會安全感、秩序感下降；誹謗信息在網絡上大范圍流傳，引發(fā)大量低俗評論，對網絡公共秩序造成嚴重沖擊，嚴重危害社會秩序，符合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條第二款“嚴重危害社會秩序”的規(guī)定。

2021年4月30日上午，該案在杭州市余杭區(qū)人民法院開庭審理。法院當庭宣判，被告人郎某某、何某某犯誹謗罪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二年。宣判后，二被告人未提出上訴，判決已生效。

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委員會委員、第一檢察廳廳長苗生明介紹，最高檢此次發(fā)布的5件指導性案例，主要選編了精神性人格權刑事保護的案例，基本都是較輕罪行的案件。苗生明表示，這些案件雖然看似“小案”，但對當事人來說，卻是“天大的事情”。

如檢例第137號被害人谷某因遭受誹謗，使工作、生活受到嚴重影響，遭遇“社會性死亡”；檢例第138號被害人因為自己的裸體視頻、圖片在網絡上被散布，備受輿論壓力服毒自殺；檢例第139號被害人的私密生活被當作商品在網上肆意販賣；檢例第140號被害人因信息被泄露頻遭滋擾。

苗生明指出，網絡環(huán)境下侵犯人格權犯罪案件的發(fā)案周期具有明顯的階段性，這類案件往往與熱點案事件相伴而生，如侵害衛(wèi)國戍邊英雄烈士名譽、榮譽系列案，侵害袁隆平院士名譽、榮譽系列案，都是發(fā)生在相關新聞報道后的短時間內，引起了一系列的炒作。

像近期由海南省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網絡大V羅某某侵害抗美援朝冰雕連英雄烈士集體名譽、榮譽案也同屬此類情況。隨著社會熱點的轉移，案件也隨之減少，但同時也預示可能會隨下一個熱點事件再次出現系列案。

另一方面，在網絡上對他人侮辱、誹謗、侵犯公民個人信息，傳播速度快、傳播范圍廣、危害嚴重、后果不可控。這和過去的社區(qū)傳播有了非常大的區(qū)別。如檢例第136號仇某侵害英雄烈士名譽、榮譽案，其發(fā)布的詆毀言論在短短五小時內就被點擊閱讀13萬余次，造成惡劣社會影響。檢例第137號郎某、何某誹謗案，僅微博話題“被造謠出軌女子至今找不到工作”閱讀量就達4.7億次、話題討論5.8萬人次。

據苗生明介紹，2019年以來，全國檢察機關共批準逮捕涉嫌侮辱罪、誹謗罪犯罪嫌疑人168人，涉嫌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犯罪嫌疑人12410人，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譽、榮譽罪犯罪嫌疑人12人；共起訴涉嫌侮辱罪、誹謗罪被告人213人，涉嫌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被告人21923人，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譽、榮譽罪被告人15人。

苗生明還透露，針對網絡誹謗犯罪被害人維權成本高，尤其是單憑一己之力維權難度是非常大的，通過自訴救濟面臨“取證難、舉證難、證明難”的現實困境，最高檢正聯(lián)合最高法、公安部研究起草相關規(guī)范性文件，擬進一步明確“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自訴與公訴的程序銜接等問題，以更好地指導辦理誹謗犯罪案件。

此外，為貫徹執(zhí)行好刑法修正案（十一）關于侵害英雄烈士名譽、榮譽罪的規(guī)定，公安部聯(lián)合最高檢、最高法印發(fā)了相關規(guī)范性文件，下一步要切實落實好相關意見，以依法懲治侵害英雄烈士名譽、榮譽違法犯罪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