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魏尚進（復旦大學國際金融學院學術訪問教授、哥倫比亞大學終身講席教授）
2024年6月12日，歐盟根據(jù)其對中國電動汽車補貼的估算，宣布了對中國純電動汽車的“臨時”關稅。這些關稅是在歐盟經過數(shù)月的調查之后確定的，并會加在當前已經有的10%關稅之上。之所以稱其為“臨時”補貼，是因為如果中國生產商能夠拿出證據(jù)證明實際補貼更低，關稅可能會被下調。另外，如果歐盟能夠與中國政府達成協(xié)議，以某種方式減少中國電動汽車對歐洲的出口量，這些關稅也可能不實施。
關稅的具體數(shù)額體現(xiàn)了歐盟專家對中國汽車生產商在整個供應鏈中獲得的各級政府補貼總額測算的上限。歐盟的調查團隊首先向所有中國的電動汽車制造商發(fā)出了合作要求。在那些承諾合作的企業(yè)中，調查團隊選擇了三家公司進行深入分析，它們分別是總部位于深圳的比亞迪、杭州的吉利以及上海的上汽集團。他們廣泛審查了這些公司的記錄，并與公司內部人士及行業(yè)專家進行了訪談。隨后，調查團隊得出結論：比亞迪的補貼率為17.4%，吉利為20.0%，而上汽集團為38.1%，并據(jù)此宣布了相應的關稅。對于那些已經承諾合作但未被選為樣本的電動汽車制造商，臨時關稅被設定為上述三家公司補貼率的加權平均值，也就是21%。對于那些未承諾合作的純電動汽車企業(yè)，將按照最高的38.1%的稅率征收關稅。
歐盟對補貼的調查結果讓人們注意到，一個月前美國政府宣布對中國電動汽車實施100%的“反補貼”關稅是多么荒誕無稽。美國的決策并未經過深入調查，其關稅水平卻遠遠超出了合理的補貼估算范圍。美國決策者憑空選出這個三位數(shù)的整數(shù)，表明它甚至沒有試圖掩飾其貿易保護主義的本質。
即使在拜登總統(tǒng)宣布征收100%關稅之前，美國對中國各類商品的關稅已經相當高, 基本類似上世紀30年代聲名狼藉的美國斯姆特-霍利關稅。雖然這些關稅是特朗普總統(tǒng)任期內設立的，拜登政府基本維持了這一政策。世界貿易組織的一個由非美國和非中國貿易專家組成的小組于2020年裁定，這些關稅不符合世貿組織的規(guī)則。然而，不論是特朗普政府還是拜登政府都選擇無視世貿組織的這一裁決。大多數(shù)其他國家的政府選擇在公開場合保持沉默，部分原因是美國的關稅通過削弱中國產品在美國市場的競爭力，間接增強了這些國家的產品在同一市場的相對競爭力。事實上，在特朗普加征關稅后，美國從中國的直接進口急劇下降，而從墨西哥、印度、越南等許多國家的進口卻相應上升。除了中國出口商和美國消費者之外，美國關稅的主要受害者是小國的生產商。它們目前正面臨著日益增長的風險：大國推行保護主義政策時似乎不受制約、不會得到懲罰。
有一種觀點認為，鑒于中國在成本方面的巨大優(yōu)勢，30%的關稅差距并不足以抑制中國對這些市場的電動汽車出口。然而，這種觀點忽略了兩個關鍵因素。首先，由于各市場在安全和其他標準上的差異，汽車制造商往往需要對車型進行調整才能銷售到一個新的市場，這限制了單一車型的全球銷量。例如，中國的汽車安全標準注重發(fā)生車禍時行人和車外人員的保護，而美國更側重于保障駕駛員和車內乘客在車禍時的安全。這意味著為美國市場設計的電動汽車與中國市場的版本存在足夠多的區(qū)別。其次，汽車的盈利性依賴于一定的銷售量。因此，如果新的關稅會顯著降低預期銷量，那么中國車企就可能打消出口到該市場的念頭。
一些中國電動汽車制造商正在考慮在美國本土建立工廠，這一舉措有望為美國帶來就業(yè)機會并增加稅收。然而，美國政府的外國投資審查程序（CFIUS）被許多中國企業(yè)認為對中國投資有歧視性，可能導致許多中國生產商完全放棄了美國市場。
電動汽車作為推動全球向低碳生活方式轉變的關鍵工具，有一定的補貼比沒有補貼好。假設無法實施足夠高的全球性碳稅的話，對新能源車的最優(yōu)補貼還應該高一些。歐盟和美國傾向于對進口商品使用關稅而不是對本國新能源車增加補貼，部分原因在于兩國政府均面臨高額債務的財政壓力。
新實施的關稅無疑將對中國企業(yè)的利潤和就業(yè)造成沖擊。然而，這一政策同樣對歐盟和美國產生負面影響，它不僅推高了本國家庭的生活成本——由于國內競爭者不再面臨同等的降價壓力——還延緩了這些地區(qū)從高碳排放的傳統(tǒng)汽車向更環(huán)保的替代品轉型的步伐。
新關稅在全球范圍內形成了兩股相互抗衡的力量。從一方面看，將中國電動汽車擋在美國和歐盟市場之外，可能會促使中國增加對其他地區(qū)的出口。這對于第三國的消費者而言是個利好消息，也有助于它們加速從傳統(tǒng)汽車向電動汽車的轉變。在沒有本土汽車產業(yè)的國家，如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這一變化似乎沒有明顯的輸家。然而，對于那些擁有成熟汽車工業(yè)的國家，歐美新關稅意味著它們將面臨更激烈的市場競爭。這些國家的政府可能會感受到去效仿美國和歐盟措施的政治壓力。
如果世界主要國家能夠就電動汽車的生產，從管理氣候變化角度出發(fā)，進行協(xié)同的補貼與碳排放稅進行談判，世界將會變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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