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蔡星卓
界面新聞編輯 | 劉海川
生完第一個孩子就辭職，這是幾十年來大多數日本女性的人生選擇。不過，隨著日本出生率下降與人口的老齡化，職場女性的重要性漸漸凸顯，這也讓更多家庭主婦重返職場。
一方面，日本女性的勞動參與率一直有所提升。國金證券2024年3月25日發(fā)布的研究報告顯示，日本女性勞動參與率從1968年的54%增長至2022年的74%。另一方面，也有數據顯示了高就業(yè)率與家庭主婦回歸職場的聯系。據《經濟學人》報道，2022年，25至39歲日本女性的就業(yè)率自有記錄以來首次超過80%。與此同時，存在全職妻子的家庭比例降至30%以下，此數據也創(chuàng)下紀錄。《日本時報》2022年曾報道，截至2021年，已有超過70%的18歲以下孩子母親參加了工作，這比2004年高出近20個百分點。
作為“隱形資產”的日本女性
每當談到日本的勞動力短缺問題，總會有三種解決方案浮出水面：老年人、女性和外國公民。日本政治家和律師Masako Mori曾在2022年發(fā)表評論文章稱，女性是日本的“隱形資產”。她提到，如果女性（包括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的就業(yè)率和工作時間提高到與男性相同的水平，日本的GDP將增長15%。
將女性勞動力視為一種尚未充分利用的經濟資源，高盛集團日本分公司前副董事長Kathy Matsui創(chuàng)造了“女性經濟學”（womenomics）一詞。延續(xù)她提出的概念，安倍政府曾將女性在經濟中的參與度視為其首要任務之一。不過，有觀點認為，雖然在提供兒童保育、稅制改革和育兒假政策方面采取了重大舉措，但執(zhí)政的自民黨內部的精英意見、政府官僚機構和企業(yè)部門，阻礙了強制性法規(guī)和仍然需要的政治和社會改革。
日本女性的高教育水平也使她們能夠充分利用重歸職場的機會。根據Statista的數據，2023年，日本大學入學學生總數中約44.6%是女性，這一比例在過去10年間持續(xù)增長。而據經合組織（OECD）2022年的數據，在日本，25-64歲女性獲得高等教育一般學位的比例是調研的經合組織和伙伴國家中最高的比例之一（57.3%），而男性的這一比例數據為54.9%。
值得注意的是，女性參加勞動總是與出生率聯系在一起。在日本，有一種強有力的觀點認為，女性參加勞動是導致出生率下降的原因。不過，Masako Mori提出了一種觀點，即促進性別平等和提高出生率“絕不是矛盾的”。
日本仍然存在嚴重的性別差距。世界經濟論壇（WEF）每年基于政治、經濟、教育和衛(wèi)生等領域的衡量標準，發(fā)布全球性別差距指數（Global Gender Gap Index），日本的得分一直很低。在此背景下，Masako Mori認為，性別差距較小的國家往往生育率較高，這表明性別不平等與人口下降是如何聯系在一起的。因此她提議，應該“創(chuàng)造一個環(huán)境，讓女性既能生孩子，又能作為個體發(fā)光發(fā)亮”。
回歸職場問題重重
盡管東亞女性的勞動參與率處于世界較高水平，仍有一些深層原因阻礙著日本家庭主婦重歸職場。比如，日本的企業(yè)文化并不看好重新進入職場的女性。2023年，《日本時報》曾提到過這一現象，根據數據分析，一旦日本女性退出正式工作——在很多情況下是因為做了母親——她們就很難再回到職場。對于這些選擇回歸的女性來說，不僅難以從工作安排和育兒家務間取得平衡，企業(yè)也會用懷疑的眼光看待履歷中有“空白”經歷的求職者。2019年的研究表明，在重新進入職場的家庭主婦中，約30%的人很快就辭職了。
日本傳統性別分工意識也對女性再就業(yè)造成阻礙。日本女性在現代家庭中的分工，可以追溯到20世紀初。日本國立教育政策研究所提供的資料介紹，在日俄戰(zhàn)爭和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刺激下，日本社會發(fā)展迅速，家庭制度也發(fā)生了變化——與傳統的父權大家庭不同，由夫婦和孩子兩代人組成的核心家庭增加。在這些家庭中，“男人工作、女人家務”的現代性別分工也開始盛行。
2022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曾表示，昭和時代形成的制度以及“男主外、女主內”的固定兩性分工意識依然存在。2022年，仍有80%的女性做家務，而只有17%享受陪產假的男性會做家務。在已婚夫婦中，日本女性做家務的時間是男性的5倍。
另外，家庭法律的不成熟也成為了障礙?！督洕鷮W人》2024年的報道稱，日本的稅收和福利政策并不鼓勵已婚婦女工作，比如，因為當“受撫養(yǎng)配偶”年收入低于130萬日元（約人民幣62000元），他們便不需要繳納公共養(yǎng)老金和醫(yī)療保險計劃，此前的一份政府報告顯示，超過110萬職業(yè)女性為了保持在這一門檻之下，選擇限制自己的工作時間和收入。
日本女性勞動力的不穩(wěn)定性也很容易被忽視，尤其是回歸職場的女性。相較于男性，女性在育兒年齡的流失率要高得多，她們通常是在結婚或生第一個孩子后離開職場，然后在孩子長大后以非正規(guī)勞動者的身份重返職場。在2021年，有近40%的母親從事非固定工作，通常，這些工作是沒有福利的兼職工作。而只有30%的母親擁有固定職位。日本厚生勞動省的數據顯示，過去40年，日本女性勞動力數量增長了30%以上，但其中超過50%是兼職勞動者。
日本文化背景下，女性對成為管理者有所顧慮，日本女性在領導崗位上的缺失也成為一個重要問題。Kathy Matsui在2024年接受采訪時表示，在日本，雖然女性的就業(yè)率有所提高，但她們從非正規(guī)工作轉到管理崗位仍然很困難。根據日本2023年的數據，女性僅占主要上市公司高管職位總數的13%。她認為，政府在幫助增加女性管理者方面能夠做的是有限的，而雇主也有責任開發(fā)人力資源，創(chuàng)造一個女性可以發(fā)揮積極作用的環(huán)境。